中华民族的脊梁和良心
—— 纪念王佩英女士遇难50 周年
                                                                             张红萍
 

一

       那些明明知道1960 年前后“ 大饥荒”饿死人的惨状，知道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经济危机的真相，知道疯狂无人性文革的浩劫，而无动于衷、随波逐流、甚至是同流合污的人，其实就是阿伦特所说的“ 平庸的恶”。因自私和升官发财参与其中， 盲目、顺从、麻木，认为自己是执行命令者，不负历史责任， 事实上已经客观“ 作恶”。 那些说谎的、揭发的，那些耀武扬威的造反派和气势汹汹的审讯者与打手们，那些“ 积极分子” 和歌功顺德的人，这些人早已“ 犯罪”。
       这些人之所以偷生、之所以作孽，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道德律令，没有思考与辨别善恶的能力，他们成为了在极左统治下跟着作恶的人。

       王佩英与他们恰恰相反，她拒绝作恶，因为她心中有道德律令，有思考和辨别善恶的能力，有知善行善的勇气，并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她抵御了“ 平庸的恶”，成为那个时代良心的代表。
       那么一个人的善恶道德律令从哪里来？来自内在与外在两部分，一部分是天性，一部分是教育的结果。
       王佩英天生善良、正直、嫉恶如仇的美德不用我们证明， 她用生命捍卫正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她与别人不同的教育区别在哪里呢？这就要从她所受教育的“ 静宜女子中学” 说起。
       王佩英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商人家庭，是家中的独女，得到父母全心的爱护，得到保姆细心的照料。 但命运多舛，7 岁丧母，12 岁丧父，后由一位老妇人照顾和监护。她从河南省立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开封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以下简称静宜女中），一所教会女子中学。

       静宜女中1932 年创办，校董马相伯，校长英启良。这是一所声誉极好的学校，1934 年被评为河南第一等学校，1935 年被评为“ 河南省大学升学率最高的女中”。王佩英1932 年入学， 是该校第一批初中生。
       王佩英在静宜女中的学习生活，成了她一生重要的关节点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正是在这里她获得了人生的道德律令，确立了她的宗教信仰，得到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静宜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由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 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的盖夏嬷嬷创办的。 盖夏嬷嬷是一位具有仁爱、良善、奉献精神、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教育家。她从1920 年（35 岁）到中国，直到95 岁在台湾去世，一直在中国办女学，从小学到大学，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盖夏嬷嬷创办的静宜女中，除了有最好的校舍、校董、师资与课程外，她给这所女校学生们灌输的是现代思想和理念，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所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包括：

锻炼体格，期能刻苦耐劳、战胜困难。 
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 
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养成俭朴耐劳之习惯及人格平等之观念。

 
       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刚健笃实、见义勇为，这些校训对于正直和极具个性的王佩英来说，不仅仅是学校的训育要目， 而且也是她建立独立人格的精神源泉。
       在这些原则目标之下是盖夏嬷嬷潜移默化地给学生灌输的《 圣经》教义：仁爱、良善、怜悯、宽恕、感恩、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谦卑、温柔、节制、奉献、公义。概括起来就是盖夏嬷嬷所在的“ 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遵从的信仰与传统：爱、怜悯、正义！
       静宜女中毕业的学生任均、孙维世（后均去延安）、郭晋秀（台湾女作家）和吴静芳（第33 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在回忆中都提到：静宜女中盖夏嬷嬷们教导她们善良、诚实、不说谎、正直、执着、负责、奉献的美德与精神影响了她们的一生，让她们一生享用不尽。

       静宜女中还特别强调：礼貌、友爱、平民化、美育、整洁， 这些品德和习惯对静宜女中学生的影响也很大。 后来“ 牛棚” 难友齐克琦回忆：王佩英穿一件蓝色衣服，人干净整洁，很文静，有礼貌。 那个时代只有她讲善恶，讲良心。 王佩英一生都保持了静宜女中的许多良好习惯，用任均女士的话说：不管她今后走上哪条道路，静宜女中教给她们的品德都会影响她的一生。王佩英正是如此。
       2019 年夏天，静宜女中（现在的静宜中学）徐玲老师受张大中先生资助的“ 王佩英慈善基金”委托，去盖夏嬷嬷所在的修女会—— 美国印第安纳州“ 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寻根。她们发现了一张1933 年静宜女中14 位学生的照片，照片的后面写着：这是当年16 位天主教教徒中的14 位。 王佩英正在其中。 王佩英是天主教教徒！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 很有可能王佩英比那些不信教的同学受《 圣经》教义的影响更大。爱、怜悯、正义已深入她的内心，成为她的道德律令。
       据至今还健在的百岁老人任均女士回忆，盖夏嬷嬷对于那些家庭生活困难和没有父母的孩子格外疼爱，她总是搂着这些女生说：“ 哦，可怜的孩子”。王佩英信教大概与她孤儿的身份和处境有关，与盖夏嬷嬷的仁爱、怜悯有关，与她本人天性善良、正直、笃实有关。 一粒麦子撒到适宜的土壤，就会结出它该有的果实，王佩英辨别善恶的能力和内心道德律令的培养应该完成于静宜女中求学期间，人是教育的结果，王佩英是静宜女中教育的结果。

       在校期间，作为教徒的王佩英，每周都要去学校附近的教堂做礼拜，放假后开学前要专门学习《 圣经》经文，听修女嬷嬷们讲宗教教义，宗教节日要参加宗教活动。 离开静宜女中的时候，她的价值体系应该已经基本建立。
 

二

       在王佩英求学期间，有远房亲戚觊觎她的财产，她从北平朝阳大学请法律系毕业的年轻律师张以成（1911 年出生）帮助她打官司，后来两人相恋结婚，张以成成为了她的丈夫。

       婚后，张以成要到北京发展，由于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从结婚后到1940 年，王佩英跟着丈夫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贫穷的生活虽然令人烦恼，但这对王佩英来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因为她接受的是养成俭朴耐劳之习惯的平民化教育。
       从1943 年开始，张以成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起初在开封八路军情报站工作，后来成为郑州地下党负责人，与他的战友进行策反斗争。 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们在河南境内策反国民党军、师以上规模起义8 次，团以上规模起义6 次。 接受改编一个军，起义将领10 余人。这段时间，通过与地下党的接触，王佩英认为共产党是为穷人的。 这和她信奉的天主教是为穷人的理念一致。 她积极为地下党站岗放哨，克服经济上的困难，甚至变卖家产支持革命，这些让她与共产党的命运发生了紧密联系。1948 年，她还积极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三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在城乡组织妇女参加适合经济建设的各种生产事业，主要为了增加新中国建设的力量，王佩英走出家庭，参加工作。 每年不是先进就是模范，很能体现出她的吃苦耐劳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由于她工作认真、努力、负责、有担当、肯付出，大家一致鼓励她申请入党。1950 年她申请入党，但预备期结束后没有如期转正，原因是：“ 因预备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不很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组织意见是：“ 斗争性不强”。 这时，斗争哲学与她的价值体系开始发生冲突，作为她原来价值体系中的仁爱、良善、友好与那时开始的“ 三反五反”及各种教育改造运动格格不入，令她烦恼，但很快就过去了，她1952 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55 年，她跟随丈夫张以成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被安排在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担任哺乳班组长。这是自他们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定和幸福的时光， 她非常高兴，十分感激现在的生活，对未来充满憧憬。 这时她已经有了6 个儿子，1956 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可心，她到处对人说：“ 这下可可了我的心了。”她是一个十分爱孩子的母亲。

       1959 年的一天，在幼儿园，王佩英端着一盆热水走在光线幽暗的过道，一个小孩突然冲过来，王佩英躲闪不及，小孩肚皮上烫伤了一小块。 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在左倾的政治背景下，那些紧跟组织，喜欢搞阶级斗争的“ 积极分子”们，却抓住这件小事不放，说她是“ 地主丫头”，为此将她调离幼儿园，贬为单身宿舍清洁工。 阶级斗争又一次显出“ 威力”，改变着她的生活，与她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对此她保持了沉默， 仍旧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
       1960 年11 月，与她相伴近25 年的丈夫张以成因肝病去世。在与丈夫告别的仪式上，她让孩子们站成一排，举手向父亲保证：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她再三叮嘱孩子们：要做一个善良、诚实、有骨气、不占便宜的人。 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去商场买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白瓷像放在家中，她对孩子们说：“ 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她懂得感恩，但更爱真理。

 

四

       丈夫去世后，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一下陷入困顿，王佩英靠变卖家中物品和为他人缝缝补补过日子， 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她变得沉默寡言。
       到了1961 年，大跃进和浮夸风在经济、社会上已经显现出它的危机，大饥荒已经暴露出它的恶果，农村饿死人的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人们在私底下相互传播着各个渠道的消息。王佩英显然也知道饥荒的事情，她说过：“ 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她还知道，这个全国普遍发生的饥荒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她还对同事说：“ 饿死人的事是要上书的”。
       对于与百姓生命财产有关的国家大事，所有的人只敢私下议论，公开议论那是党性原则和立场问题，可能会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出于自身的考虑，一般人都守口如瓶， 这是从自保的道德价值出发采取的态度，但王佩英的价值体系与明哲保身的价值观不一样，她想的是百姓的生命安危和财产损失，出于为六亿人民利益着想，通过她的道德律令和对善恶的判断，她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守口如瓶。 对她来说听到大量的人饿死而保持沉默，就等于是在杀人，就是作恶，她必须制止。

       当然，在要不要保持沉默的问题上，她也曾很纠结、很痛苦，一边是自己的生命安危和需要抚养的7 个孩子，一边是正义和真理，她应该选择哪一边？如果选择照顾和保护孩子，她的道德律令将使她不能接受自己；如果选择正义和真理，她的孩子们就可能成为孤儿，而作为曾经是孤儿的她，知道其中的孤苦与无助。 她很挣扎，所以张大中说那段时间他发现：“ 母亲竟抽起烟来了”。
       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正义，因为她的道德律令要求她“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不能撒谎），我的嘴憎恶邪恶”。她说：“ 刘少奇是对的…… 让干的好的人上去”。 她对最高领袖劝谏道：“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衣食住行真很艰难，人民对您客气，请您自己跳下政治舞台吧。”

       她的言论实在大胆、危险（这样清醒的人在那个年代整个民族没有几个），这是要带来杀身之祸的，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危险，但如果不直奔主题，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就会更大。 她已经做好了飞蛾扑火的准备，愿意“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她已经准备好走荆棘丛生之路！
       结果1963 年3 月，她被送进精神病院“ 看病”，所有人都以为她疯了，其实只是她与世俗世界的自保价值观不同而已。她最小的、还不能自理的两个孩子被送到同事家寄养，如果这个时候她能为保护孩子们停下来，还来得及，但这不符合她的道德律令。 正如柏拉图说：“ 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忙，这对我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
       到了1965 年，极左思潮愈演愈烈，个人崇拜日渐盛行，毛、刘的分歧更趋明朗，清醒的人更为国家担忧，提出异议的人一个个遭殃，自私的人越来越显示出“ 平庸的恶”。 此时的王佩英更着急了，她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和灵境胡同（中组部所在地）散发传单，希望更多的干部、群众了解真相，结果她被抓住了。 档案材料记载：“ 王佩英写了13 条‘ 反动标语’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 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王佩英这一阶段的行为，用同事王学联的话说：“ 她是往死里招呼！”

       对于那时国家现状，王佩英真是太失望了。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用自己的头脑辨别事物真伪了，也没有人敢和她说话了，她只能孤军奋战。
       1965 年4 月她提出退党。 她找到当时的党支书说：“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劳， 但现在被胜利冲昏头脑，停滞不前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 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到了1965 年7 月份，她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她写到：“ 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 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 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她也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1965 年的夏天，她叫着最小的女儿可心单独和她出去散步，走到军事博物馆附近的时候，她搂着可心很认真地说：“ 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听了当时就哭着说：“ 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1965 年下半年，她被送到安定医院“ 治疗”，后转到回龙观精神病院，一关就是近三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王佩英的所有努力和反抗，都是为了阻止社会走向极端， 防止百姓遭受更大的苦痛，但她势单力薄，无济于事。
       阿伦特在论述“ 平庸的恶”时曾这样说：“ 唯有始终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 平庸的恶’”。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端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辨别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

       王佩英坚持抵御，自己不作恶的代言人，是因为作为教徒的她心中一直有对于善恶的分析和辨别，有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而且她坚持了自己的这种分析力与辨别力。 同事回忆说： 那个年代，只有王佩英讲善恶，讲良心。
 

五

       王佩英在回龙观精神病院忍受大剂量的镇静药物的“ 治疗”，但是仍然保持头脑清醒。 她对儿子张大中说：“ 儿子啊，对不起，妈做的事情可能会拖累和影响你们的前途。”张大中痛苦地说：“ 妈妈您别说了，您不要想得太多。”在回龙观精神病院治疗和改造的1000 多个日日夜夜，虽然她忍受着与儿女分别的痛苦，经受着因为改造而倍受的折磨，但她坚决拒绝参与“ 大合唱”，她坚持自己对的观点、思考和判断。

       1968 年6 月6 日，回龙观精神病院主治医师在诊断证明上写道：“ 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要求单位接出处理。”同一天，王佩英被押回单位， 住进单位的“ 牛棚”，接受更残酷的“ 群众专政”，真正的炼狱开始了。
       造反派审讯她，让她承认错误，她坚决不认错，还剧烈反抗，所以她是“ 牛棚”里唯一被反绑着手的人，连上厕所都要难友帮忙。有一次12 岁的女儿可心去给母亲送日用品，从门缝里看到母亲被反绑着手，嘴上戴着“ 口嚼子”。“ 牛棚”里的室友劝她不要和造反派对着干，说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 迫害关心百姓疾苦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她不仅不承认错误，还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写了大量传单，放到可能被人看到的地方。1968 年10 月4 号， 她在食堂高喊“ 刘少奇万岁！”造反派立即将她的嘴用沾满烂泥的脏布堵上，往死里打她。 打的太狠了，难友都哭了，难友齐克琦鼓起勇气说：“ 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王佩英对毒打她的人说：“ 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文革期间就是作恶者理直气壮，暴露出人性中丑恶的嘴脸。 难友回忆：“ 王佩英被打的时候，总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968 年10 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 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并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 王佩英对此嗤之以鼻。 当“ 牛棚”里所有人都早请示晚汇报时， 她拒绝参与。
       造反派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 我愿意把牢底坐穿”，造反派说：“ 你不怕死吗？”她就说：“ 到这个时候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的确，王佩英是宁死也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如果她承认自己错了，她会比死还难受，因为她的道德律令不允许她违背自己的良心。
       但只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讯人员威胁她：“ 给你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 这时王佩英哭了，哭的很伤心。 她是最有爱心、最疼爱孩子的母亲， 可为了正义她只能牺牲自己对孩子们的爱。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 刘少奇不是叛徒！”

       在坚持正义与留恋孩子之间，她选择了正义，这就是真正的圣徒吧！
       1968 年11 月21 日，王佩英被逮捕，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
       1970 年1 月18 日，由谢富治等向“ 文革中央”请示，1970 年1 月22 日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定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下达“ 判决书”。1970 年1 月27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 公审”，判处王佩英“ 死刑，立即执行”。
       1970 年1 月27 日，离除夕只有九天，王佩英等20 名“ 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遭受十万人“ 公审”。 在“ 公审” 大会上，王佩英仍然激烈反抗，坚决不下跪。 她是：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这一次审判人员没有给王佩英戴平日批斗时戴的“ 口嚼子”，因为那太明显了。 这次他们发明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喉咙，她每喊一次，他们就紧紧地勒一次她的脖子。 后来有专案组人员说，王佩英还没有到卢沟桥刑场，就在囚车上被活活勒死了。

       王佩英，“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六

       1980 年4 月10 日，中国共产党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 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平反昭雪， 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2011 年6 月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2018 年11 月2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 刘少奇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既然刘少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那么自始至终拥护刘少奇的王佩英，也应该是坚持真理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