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怀念

 

 

 

              胡铁林

 

 

 

大中的父亲张以成、母亲王佩英是我父母的生前好友。由于他们比我父母的年纪轻，我称他们张叔叔和张大婶。

 

张以成叔叔和我父亲同是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青年时期，他们志同道合，追求真理，积极投身爰国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百姓生灵涂炭，生活在沦陷区开封的他们深受丧权辱国的苦难，却报国无门。幸遇十八集团军开封工作站的同志，他们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两家人成了生死与共的亲人。

 

我六、七岁时就认识张叔叔和张大婶了。在开封时，他们经常来我家。他们青年时期的形象至今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张叔叔时而西服革履，时而一身戎装，在我眼里，他神气十足。我看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时，看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勇敢、机智的共产党员刘啸尘，立即想到了张以成叔叔。张大婶总是和张叔叔相伴而来，她面容端庄清秀，一头垂直到肩的黑发，身着兰色的旗袍，朴实无华。每次他们到我家来，大人门互相寒暄之后，张大婶总要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呼唤我的乳名：“小罗、小罗……”，这声音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

 

他们对敌斗争的事迹，时年幼小的我并不知晓。长大后我从母亲的讲述和他们老战友的回忆录中了解了一些情节。

 

抗日战争期间，张叔叔在敌伪中华社驻开封分社工作，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以采访为名，四处奔走收集情报，把重要的军事情报，直接送往八路早前线指挥部。1944年5月后，日军在战场上开始节节败退，到了1945年春天，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九卅、四国遭到了轰炸，日本本土已危在旦夕，敌伪报刊严密地封锁了这些消息。张叔叔从中华社内部获得这些事关战局的消息后，立即传达给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说：“自从有了张以成同志，我们的耳朵不聋了。”像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样重要的新闻，张叔叔都能提前通报给地下党的同志们，让这些日日夜夜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士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张叔叔被派往兰封、民权一带，打入国军保安旅第五团开展工作。他们在敌军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一支共产党的地下军，战斗在豫皖苏交界区。他们通过联络站传送情报，包括一日一变的绝密口令、信号、旗语等重要信息，保证了情报传递的畅通无阻。他们还策动敌军起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47年春天，由于叛徒出卖，开封、安阳等地十几名地下党员遭逮捕。一天，我中午放学回家，知道我的父亲上午被特务带走了，当夜他们又抓走了我的母亲，她身边带着不满6个月的幼子晓光，一起被关押到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监狱。为了保护地下党组织，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没有出卖一个同志。1947年夏季，母亲因幼子患病，被保外就医。12月25日，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活埋，牺牲时年仅39岁。当母亲得知我父亲已牺牲，自已又面临被捕的危险时，她携带四个孩子逃离开封。自此，我家和张叔叔一家天各一方，不知道张叔叔是否知道他的好友已不在人世了。

 

解放后我从父亲战友的回忆录中得知：1947年底叛徒李XX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地下党党员，其中包括张以成叔叔，但叛徒不知道他的名字，名单上只写了“保五团张副官”。据此，河南省省长刘茂恩电报命令逮捕张以成，幸而密电被我方截获，张叔叔才得以虎口脱险。张叔叔和我父亲的区别，不过一个是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一个是活着继续战斗的英雄。

 

形势日趋严峻，郑卅地下党亦遭破坏。张叔叔受命于危难时刻，携家带口赴郑州工作。他在郑州二七广场东边一胡同内开一小铺卖烟，以此为名掩护工作。他积极发展党员，准备迎接郑卅解放。根据上级的要求，他们收集情报，绘制了郑州城防图。图中详细地标注了军事工程、兵力布署、哨口、指挥部及重要机关所在地，为解放郑州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张大婶不仅变卖了父母的遗产支持地下党的活动，还积极参加了党的各项工作。地下党开会时，她在门外假装带孩子玩耍，替同志们站岗放哨。张叔叔和张大婶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郑卅和开封之间传送重要的军事情报。在郑卅通往开封的火车上，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张叔叔用帽子盖在脸上伪装睡觉，张大婶抱着孩子镇静地坐在边上应付敌特的盘查。他们一直坚守到郑州解放。解放后张叔叔参加了当地军管会的工作。张大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0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张叔叔一家调到北京工作，张大婶和我母亲重逢相聚。此时我母亲已从人民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张大婶在铁路设计院工作。1960年8月，我从莫斯科化工学院毕业回国后不久，便得知张叔叔病重。艰苦的岁月使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49岁便撒手人寰。张大婶失去了恩爰一生的伴侣，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那天我母亲参加追悼会回来，告诉我：张大婶带领大大小小7个孩子，最小的可心仅仅四岁，在追悼会上张大婶宣誓：继承丈夫的革命遗志，做好工作，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母亲是一个轻易不落泪的人，说到此情此景，忍不住流泪。从此张大婶和我母亲一样不得不孤身一人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想到从此张家孩子也和我们一样从小便失去了父亲，我也跟着哭起来。虽然有组织的关怀帮助，但是在精神上、物质上，张大婶所遭受的磨难是可想而知的。1960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北京市也开始实行粮油定量，缺油少肉，几乎人人吃不饱饭。一次我在家中遇到张大婶，她带着小女儿可心，瘦小的可心脸上只剩下了一对大眼睛，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文静、漂亮的小姑娘。张大婶面容憔悴，眼光迷茫，有一次甚至连事关一家人生死的刚领到手的一个月的粮票都丢了。我母亲告诉我：张大婶去花店买花给你张叔叔扫墓，显然是忘了付钱，竟被当成小偷送到派出所。母亲深知自己朋友的品德高尚，这些人不调查就下结论，母亲为此愤愤不平。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动乱。从国家主席、将军、部长到普通干部、知识份子、平民百姓，被逼死、斗死、害死的人数以万计。“四人帮”一伙认定白区工作是刘少奇领导的黑线，文革中，父亲生前的战友们不是走资派，便是叛徒、特务，无不遭到迫害。如果我父亲和张叔叔活着的话，恐怕也在劫难逃。我母亲被诬为叛徒，1969年送往干校接受审查、批斗。张大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受到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於 1970年1月27日被处以死刑，惨遭杀害。

 

十年动乱结束，张大婶获平反昭雪，恢复了党藉。母亲参加了北京铁路局召开的平反大会。我们才了解到张大婶遭受残酷迫害的经历。她和错误路线坚持不懈地斗争；她在“文革”中敢于反潮流而动，反对打倒刘少奇主席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她为我们树立了坚贞不屈的榜样。

 

张叔叔生前计划编写一部连续剧记叙往日的峥嵘岁月。放心吧！我们不会忘记老一辈人为建立新中国所做的牺牲。安息吧！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您们的血不会白流，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