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英的工作那是没话说的，她当时担任最困难的工作，最小的哺乳班，那时候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佩英是组长，她总是吃苦在前，任劳任怨，有她在，工作你是根本用不着操心的，你问都不用问，她就安排得好好的。
而且通过一些场合，比如有时候学习会上发言，虽然不知道她在哪里受的教育，我感觉佩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当时托儿所大都是些婆婆妈妈没文化的人，整天都爱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但佩英从来不会掺和这些，老老实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显得不是很合群。
那时我和她也没有什么私下的交流，我们讲话都是工作，不大拉家常，好像印象中，只有她把可心抱到托儿所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抱，她说我女儿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最能看出她的立场和素质的是57年，那时候，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很多人就给我贴大字报，当然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他们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意见，什么我借过人家二两粮票啊。当时只有王佩英，一句我的坏话也没有说，她也没有给组织上提任何意见，这说明她的政治立场，她是忠于党的。后来毛主席就发动反右了，每个单位都要划右派，我们托儿所，一个右派都没有，连个中右都没有，要我当时想整那些给我提意见的人，完全没有问题，他们要上纲，都可以算“向党进攻了”。但我当时就是想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是你号召人家提意见的，怎么翻脸就整人家呢？但57年，我和王佩英结下了真正的友谊，那年我送给她一张我的照片，我从来没有在单位里给过别人我自己的照片，那表示我们俩是同志。
58年我就调到铁道干校学习去了，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佩英。之后中国就越来越糟糕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我一提，党支部书记就警告我，你可不能出去乱说啊。“文革”里我也给打倒了，连我老头都受株连，我后来给整了有五年，不堪回首啊。直到“文革”以后，我才见到过去的同事，我问李大姐，佩英怎么样了？她说佩英被枪毙了。我当时脑子嗡得一下就懵了，这怎么可能呢？她这么好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干嘛要整她呢？我要是在托儿所，一定护着她。
后来听了一些关于她的情况。 我完全能够理解她，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在我看来，佩英让我想起文天祥，文天祥不是傻，不是他不知道死可怕，他完全可以逃跑，保护自己也没有问题，但天下搞成这样，他不想活了。佩英就是今天的文天祥。当时这个国家饿死这么多人，毛主席你老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你怎么不自我批评？别人提意见还整人家，当时我们这些老同志，心里都是有想法的，但我们不敢说。 佩英这时候体现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就是讲真话。
而且佩英也太不容易了，她60年老头过世了，家里孩子多，组织应该多关心她啊。我听说，她不过端着开水，不小心，烫了一个小孩子，听说也不是她的责任，就让她去当清洁工，什么混账领导啊！佩英是任劳任怨，但她老头不在了，她的委屈对谁说啊？你想想，当年人家革命的时候，为了党的事业是出生入死的，奉献了多少啊？打下天下，把人家撂在一边了，就算人家犯了点什么错误，你组织就没有帮助人家的责任？
人给逼到那个份儿上就豁出了，说老实话，如果“文革”再搞下去，我也豁出去了，最后我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我比不了佩英的是，我认识问题的水平没有佩英高，我当时只敢想，江青这个家伙太坏了，都是她搞的。佩英了不起的是，她没有绕弯子，她是有文化的人，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她直奔根本问题去了，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捍卫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能理解她，我的心和佩英是相通的，你今天问我，就和问王佩英是一样的。
王学联 ， 1932年—2017年，
原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所长，1956
年—1958年曾与王佩英共同工作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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