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王佩英同志交往的回忆

 

 

 

                            ————张以成、王佩英同志挚友田贵勤（2009年1月7日）

 

 

 

曾洁光同志和张以成同志同为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战斗在开封这块阵地上，他们以各种职业、各种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并进行发展党员进行组织建设、联系社会各阶层相应服务予我们的上中下各方面的关系。开封为河南省省会，不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控制很严，特务、汉奸、军、警、宪兵还有我们内部的叛徒，都给我们的地下工作造成很大威胁，在开封这块阵地上组织屡遭破坏。胡俊三、郭向新同志牺牲，马志新同志被捕入狱。

 

张以成、曾洁光、马良等同志，通过工作关系在地下党员也是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第五团团长张绍儒和副团长朱广仁以吃空额的办法安排在保五团的，张、曾为副官，马良为机要员，由于保五团的掩护，他们获取了陇海铁路沿途军事部署情报，使我军取得破击陇海路的重大胜利。还为我军提供了保一团、二团等的军事活动情报，使得我军在消灭保安团战斗中顺利快速取得了胜利的战果。

 

正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出卖了张以成同志，河南省发下了通缉令，要抓捕张以成同志，由于马良同志掌握机要，发现后几人研究在情况不明弄不清问题出那里时，采取了一个是保三团查无张副官此人（因以成他们三人是吃空额的），另一个是他们三人转移，首先是以成同志必须马上转移郑州。

 

以成同志被通缉，首先涉及家属的转移，当时他们有润生、贵生都还年幼，佩英同志正怀有身孕（即大中），拉家带口逃往郑州，四口人要吃饭、要生活。以成没有职业，组织上也接济不了，佩英同志只好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靠卖花生、瓜子、烟卷、梨糕糖勉强维持生活，要临产了，又回到开封，住进了医院，生活困难到了极点，曾洁光同志从一个认识的小商户处借了五块现大洋，托地下党员严延龄同志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全国解放前总部情报部门合并城市工作部，曾洁光、张以成暂时分配铁路，待看战局变化再说，由于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攻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曾、张也就留在了汉口铁路分局，我当时在分局政治部组织科，属一个党总支，经常听到他们讲地下工作时经历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也有佩英同志送信、放风、保护同志的活动。

 

我记得佩英同志是在汉口分局时入党的，我是党总支成员，大家认为她在开封地下工作的表现符合一个党员条件，总支批准了她入党，在工作上认为她政治可靠，组织上将她安排办公室工作，掌管局印章及文件保管，实属办公室机要工作。

 

1950年间，曾洁光调铁道部，我调军委军事交通部，后又都调天津铁路局。这期间，我们两家分开有四、五年。当我们在天津工作时，张以成和王佩英也从郑州局调铁道部。1957年，北京局和天津局合并。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两家都到了北京，很自热的恢复了原来的交往。

 

1960年，张以成同志患肝硬化病重住院，曾洁光同志常去看他。我当时在铁道部党校学习，星期日也曾去看他。因我曾在医院工作过，他还要我找医院领导，采取措施，减轻腹水过多的痛苦。后因治疗无效，张以成同志病故。

 

张以成同志的去世，对王佩英同志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除感情上深重的悲伤外，更重要、更现实、更迫切的是七个孩子的教养和生活上的一切需要，怎么解决？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对王佩英这样一个女同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曾洁光和我商量怎么协助佩英渡过难关，当时想将她的小女儿可心养起来，经和她商量，她坚决谢绝了，又想平时给她些帮助，她也不要，曾洁光同志为此和她单位的工会主席谈过此事，希望组织上能给些补助（据说工会还经常给以救济）。每到年节，我们知道她太困难了，孩子们也苦熬一年，经再三和她商议她才勉强接受，她太要强了。

 

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互相之间无话不说，她是开封一个大家闺秀，有许多房产，有许多古董，父母就她一个女儿，父母去世后，因中国旧的传统观念她深受欺负和掠夺，但还有些许遗留。以成去世后生活困难，能卖的都卖了，以补助生活急需。

 

大约在60年冬，佩英到我这里串门聊天时，带来了她家的三套遗留物品，有桃形、爪形，花形铜器，每套两件，还有两个漏勺、两个叉子，做工都很精细，非送我不可。她那么困难，我怎么能收它的东西，可她执意要送，我怕坚持拒绝引起她不高兴，说我看不起她，我也只好收下了。

 

在文革前，王佩英同志在巨大的精神、物质生活压力下开始有些精神不正常，到文革时她更受不了那种强烈刺激，发展为精神分裂了，住进了精神病院，曾洁光同志还买了蛋糕去医院看她，据曾洁光同志回来说，开始时她脑子清楚，讲起在开封地下工作时一些事，老曾都记不清了，她还记得。可说到后来就乱了，进而就骂开了，要打到伟人了。老曾制止她，也制止不住。

 

文革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我和老曾都被审查，我还被不准回家，关了四十多天，最后发配山西榆次一个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后来改为下放到保定劳动，一周可回家一次。而曾洁光一直三年不许回家，在我一次回家时，看到路边墙上有布告，我下去一看，吓了我一跳，王佩英同志被镇压了，开始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当我过节时去榆次告知曾洁光时，他震惊了，连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最后他难过极了。

 

以成、佩英和我们交往最深，我们两个女同志之间就更是无话不说，她送我们的那些铜器物品，我不懂得是什么，现在看可能是古董，我理解她的内心活动，实际上就是认为我同情她、帮助她，而对我的感谢和回报，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她的深意，保管不好，还弄丢一把漏勺和一把叉子。这次马良打电话，说大中要来看我，使我想起了佩英送我的那几件古董，多年来一直放在抽屉里，认为这是佩英送我的冷热物（即稀罕物品）不能丢了，留到现在48年了，我想佩英多年来生活困难到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以顾家庭生活，在文革又遭如此劫难，佩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给孩子们了，物归原主，给孩子们留作纪念，我交给大中，我也算没有辜负了和张以成同志、王佩英同志之间的真诚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