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年代闪现的一抹光亮
                                                                                   杨银波
 

各位前辈、贤达，大圃叔叔、可心阿姨、胡杰仁兄、“ 彭青天” 彭启安老先生：你们好！
       面对魂兮归来在天空俯瞰着我们的王佩英烈士，晚辈杨银波，这个上世纪的80 后公民，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这一代，也就是传说中不知文革为何物的一代，但因为接触到王佩英这一奇案，我感觉王佩英的壮举让我对文革看得十分清晰，十分立体，又极为“ 生动”。 长期以来， 甚至有了“ 她即是我、我即是她”的幻觉。
       如果我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也许仅仅因为说出了一个朴素的常识，我很可能就成为了另一个王佩英，与她一样被千夫所指、万人声讨，但却不一定有她那样的宁死不屈、抛家为国。

       即便活在当代，如何避免自己和其他中国公民成为新时代的王佩英，这也尚须国人共同努力。 如何让王佩英式的惨痛悲剧不再上演于当代并让未来更加美好？这是我今天唯一的思考。
       文革是由毛泽东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在那“ 打倒一切”的日子里，人性泯灭殆尽，法治荡然无存，绝对的个人崇拜，疯狂的全民洗脑，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山头林立，派性斗争，文攻武卫。整个国家文化凋敝，损失了太多精英，国家元气大伤。
       在那个至暗的年代，野心与阴谋横行，其血腥、其残暴、其险恶、其荒谬，其毫无个人选择余地的任人宰割；其野蛮、其疯狂、其变态到超出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承受极限，以至于文革至今还让人们闻之色变，毛骨悚然。 这十年，是噩梦，是浩劫，是人们不堪回首的十年。
       有人说，1976 年的“ 四五运动”为粉碎“ 四人帮”、结束和清算文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其实，更早应从王佩英这样的抗争开始。王佩英从1962 年就开始公开质疑国家在指导方针上出现的问题，而后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地表达其意见。 她有一种宗教般的赎罪感，眼看国家之危、人民之苦，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来反省自身，发表不同意见，试图让众人觉醒，劝谏最高领袖应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继续让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滑行，让百姓遭受其痛苦。 然而，王佩英的抗争在当时那个个人崇拜盛行、到处山呼“ 万岁”、人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年代，被一次次压制、斗争、迫害所淹没。

       王佩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 千里风雪我独行”的仁人志士， 她的所言所行，不是基于性格、道德的缘故，而是基于理想与信念。文革从小发展到大，不断延伸、扩散、升级，自初级萌芽到疯狂肆虐，就如同黑暗一步步吞噬着光明，以至于整个国家最终几近暗无天日，而这个时候有王佩英这样的微光闪耀、星火燃烧，纵然在风声鹤唳之中被无情扑打，但她这种“ 照想的去说，照说的去做”的朴素抗争，却被历史证明其伟大，其高尚， 其罕见。

       《 论语》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这种精神高度，应被我们每个人所景仰。
       文革之所以能以百人之力搅动全社会七八亿人一起疯、一起斗，说到底，问题出在人的心里，当那心底的恶念得到鼓励并被放大之后，则使社会充斥恐怖的乱象，使国家走向无序与昏暗。
       王佩英的言论，发之于肺腑，是忧国忧民、舍己为天下的最纯洁的呐喊，但她没有任何人身保障，由此“ 被精神病”， 被关“ 牛棚”，被游斗，被毒打，被隔离子女，被当作“ 现行反革命”，在“ 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就被提前杀害， 被谢富治这样的运动杀手拿着她的鲜血和生命来邀功请赏、炫耀政绩。
       这一系列的“ 被”，说明王佩英当时的处境完全是泰山崩于前，她虽然如同一只蚂蚁、一颗小草一样，却面不改色，拼命地抗争。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了，那种所谓“ 泰山压顶”的力量，终究不是正义与良知的对手。 所以，王佩英被彻底平反昭雪，这是今天胜利于昨天的必然。

       如果不是这些年知道文革中还有王佩英这样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如此顽强不屈，我真以为文革当中的七八亿人都全然“ 垮掉”了，以为那个年代全民族有担当、有良心的人都“ 绝种”了，以为诺大一个中国死气沉沉、杀气腾腾、暴虐阵阵、黑云滚滚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好在还有人记得王佩英这多年不间断、不妥协的决绝抗争，好在我这样的二十世纪80 年后站在曾被浩劫淹没的历史大门前，还看得清谁是英雄、谁是罪人，好在民心所向，有那么多人被王佩英实实在在地震撼、感动、缅怀和赞颂，好在有王佩英这样让我这样的男儿身深深汗颜的巾帼英雄曾经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奋斗，才使得我立于当今这个时代，在今天“ 照想的去说，照说的去做”，而且胸中没有任何恐惧。
       文革的源头，有人说是上个世纪1957 年反右“ 开的头“， 有人说是大跃进、三年饥荒导致高层意见分歧从而有了纷争， 而后发展到以广大民众为道具，试图以乱治天下，天下变得黑白颠倒，国不像国，家不像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可是在我看来，文革最根本的源头，还是在于人心，在于人性，在于国民骨子里的劣根性。

       与当时被“ 斗争哲学”疯狂挑动的芸芸众生不同的是，王佩英这颗心如此心系民众疾苦，如此不惜牺牲生命而勇敢直言，忍无可忍地明确表达抗争，同情、声援被无辜迫害的刘少奇等人，坚持主政者必须为民谋福利的朴素思想，并以此为标准，判断是非曲直。
       刘少奇的“ 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是在1968 年10 月13 日至31 日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定下的，炮制所谓“ 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来自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手笔。也是在这一年这个月的21 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起因是她在公开场合呼喊“ 刘少奇万岁”，她也恰恰身处谢富治担任革委会主任的北京。
        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王佩英如此针锋相对地反抗权力的高压和荒谬的政治决定，此情此景，恰如鉴湖女侠秋瑾当年所叹：“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所以，网上有网友这样感叹道：“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王佩英的鲜血，共和国的国徽上有王佩英的光芒。”

        放之于历史，王佩英的不屈反抗，是文革那个至暗年代闪烁的一抹光亮，是早就为结束文革埋下的精神种子。 放之于当代，她维护正义的精神与气节，应成为民族主流、社会共识与公民信念。 放之于当今，更应看到弘扬正气、传播良知的重大价值，使执政者深知为民谋福祉、推动社会进步才是最大政绩。
        唯有此，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让“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的政治局面成为主流。
        今天我们纪念王佩英，就是要深度挖掘和大力倡导先辈们以鲜血和生命呐喊出的对国家和人民之大爱，这种爱，乃是如此深沉，如此炽热，如此感人，让它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持续前进的力量，成为对“ 捍卫正义、追求幸福、人心纯净、制度向善”永恒不变的赤诚。
       最后，站在王佩英的纪念碑前，恰逢辛亥革命100 周年的时刻，请允许我朗诵著名诗人、词作家葛根塔娜的一首歌词，献给其事迹和精神深深淌入我心底的王佩英烈士，献给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英雄们：

 

千年的迷雾 深锁长路生
死向前途 慷慨奔赴只是
那一刻 诀别时刻风起瑟
瑟

 

且把我的梦 葬在黎明沉
睡的黑夜 才会苏醒永远
不要问 去年今生只见大
雪纷纷

 

手足同盟  血洒从容
但愿这一片殷红
也能感动
我们后  千万众

手足同盟  我心从容
但愿这一去苍茫
爱的微光
在身后  让人间  照亮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