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张松林
 

       我是河南人，家在郑州边上的荥阳，穷苦人家的孩子，出身好。 解放后，大概组织上看我比较老实，1952 年被选送铁道部专运处当保卫员。专运处是专门为最高首长服务的，主要是毛主席专列，还有刘主席、朱总司令，他们的出行都是由我们负责，由苏联专家来培训我们，要我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不怕牺牲。我们工作有一条纪律叫做“ 知道的不能说，不知道的不能问”，所以我对文革几乎没有参与，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就是给下放了几次，有一次还是陪滕代远部长。
       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 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铁道部成立了“ 落实政策办公室”，把我抽调来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我想组织上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专运处，基本上没有参与文革，没有牵涉到派性问题。 我们当时一个小组3 个人， 除了我，一个代明德，一个李志克，负责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落实政策工作，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大概40 岁左右。当时耀邦同志推动的力度非常大，我记得听他说“ 不仅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要给落实政策，还有延安时期、长征时期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也要给落实政策”。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冤假错案啊。

       我们在专业设计院很快就了解到王佩英的情况。
       王佩英，生于1915 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帮助从事地下党工作的丈夫张以成做了大量工作，1949 年郑州解放后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1952 年成为中共党员，1955 年随张以成调入北京，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上个世纪60 年代后认为大饥荒等重大失误应该由毛泽东负责，张贴“ 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之类的标语，因而遭受残酷迫害。1970 年初被判处死刑，同年1 月27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公审”后遭杀害。

       最先是一个叫林克明（文革前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航察处处长，文革中被打成“ 走资派”，1968 年曾是王佩英“ 牛棚” 难友）的大姐跟我反映，说王佩英可真是冤案啊，他们家孩子多，太可怜啦，组织一定要管啊。 初步了解情况后，我们就召开了两次群众座谈会。 我们工作组有纪律，一是不能记人家名字，二是不能发表意见，要让群众畅所欲言。 当时对王佩英落实政策的意见有鲜明的两派，不能统一。 一派意见是说，王佩英好冤啊，佩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人讲：“ 王大姐被关押，被批斗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一个叫王XX 的造反派，几次下狠手打王佩英。”“ 还有一个叫林XX 的女人，拿烟头烫王大姐，法西斯作风啊。”另一派就说：“ 王佩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不算现行反革命啊？”对此又有人反驳说：“ 人家王大姐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部分文革政策，也不是全部否定毛主席啊。”曾经是造反派的人就说：“ 她都公开反对毛主席了。”我记得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一个人，撂下一句话说：“ 她不算反革命，还有谁算反革命。”于是就摔门出去了。
       群众意见不统一，我们工作组就犯难了，我们组长说：“ 你看这事情咋办呢？她都公开反对毛主席了，这事怎么定性呢？”
       我当时听了群众的反映，对王大姐有特别的同情。 她有两条言论，都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一是她坚持讲“ 我是河南人， 我老家就是饿死人啦”，于是给她定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抹黑。我家也在河南，1960 年我爸从老家来投奔我，关着门跟我说：“ 我是来逃荒的，老家连树皮都给扒光了，到处都死人，闹饥荒从来也没这么厉害啊。 我爸问我：“ 毛主席是不是不管老百姓死活啦。”我赶快堵他嘴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给人听见就坏了。

       二是王大姐对别人说“ 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大好人＂。 她还说了“ 毛泽东卸磨杀驴”之类的话，我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河南人最爱说这个话，把“ 不仗义”说成“ 卸磨杀驴”。 其实文革中我也有这个想法。 罗瑞卿当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对党和领袖那是忠心耿耿啊，结果被打倒了，被林彪、江青及其爪牙把腿都打断了，装在箩筐里抬出来批斗，谁看了不寒心啊。滕代远，那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革命，就是因为沾了彭德怀的“ 光”，也“ 靠边站”了，彭大将军给人民立了多大的功啊！所以“ 卸磨杀驴”这个话也在我心里打转，就是不敢说出来，王大姐给说出来了。

       由于有这个说不清的感情在，所以我想怎么都得给佩英大姐平反昭雪。 我就说，组织上给我们这个任务，来落实政策， 群众又有反映，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至少也要把情况搞清楚， 要不我来跑这个事情。大家一合计，组长说：好吧，正好小张， 你有自行车，你就跑这个事情吧。
       我先找了当时的一位领导叫刘海燕，是个老同志，1938 年参加革命，当时是专业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他明确跟我们讲：“ 我当时看王佩英同志公开反对毛泽东什么的。她家里孩子多， 又是个老同志。 怎么办呢？就决定找几个人，赶紧把她送安定医院，这可是为了要保护她呀！”
       我又跑了两趟安定医院，找到了那个主治医生，他跟我说：“ 王佩英是有‘ 神经官能症’，不是精神病，当年专业设计院把她送来的时候，刘海燕院长特别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她啊。 后来我本来的意见是说，可以继续治疗，可上面一定要把她交出来， 那是逼着我签字的啊。” 

       我还找了公安局，接待我的同志态度很客气。 他大概以为我是代表单位来找公安局麻烦的，一见我就说：“ 我们逮捕王佩英，可是因为有群众举报，我们的手续都符合政策啊”。 还说“ 我们可没有虐待王佩英啊”。当然，那是他的说法。我说我们单位都炸锅了，现在就是来找你们落实政策的。 我一共去了两次，最后公安局的态度是说，这个事，他们办不了，要我去找法院。
       我又去找法院，法院一个男的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也找了两次，最后一次，他给我一个文件，说经过研究，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我不干了，我说：“ 你们应该平反昭雪才行啊，人都叫你们给枪毙了，什么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啊。”他训斥我不懂法，吵起来，最后让我出去。
       不过至少有了这个说法，我们回去就可以落实政策了。 当时刘建章部长，一听说王佩英这个事情，就说这个同志我认得， 她在郑州局跟我干过，做机要保管员。 当时的落实政策的文件稿都是我起草的，我们讨论过，因为王佩英的处理留了个尾巴， 没有被评为烈士，所以不能叫抚恤金。 于是我们一共凑了三笔钱，一笔是铁道部有个“ 老干部困难补助基金”，最高标准3000 元，我们就按最高标准领出；我又找刘海燕院长请示：“ 铁道部拿出了3000 元，研究院是不是也出一些？”刘院长说：“ 没问题，我们也出3000 元。”再加上佩英大姐被关押期间被扣的工资，算下来大概1000 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我们一共凑了

大概7000 元，给了佩英大姐的子女。
       最后给佩英大姐的平反追悼会，也主要是我操办的，我记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刘建章部长出席；二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办；三是铁路系统各单位要派代表参加，总人数要超过300 人； 四是《 人民铁道》报要发消息。
       通过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我不仅为王佩英同志的事迹所感动，而且越深入了解越有疑问。比如：
       王佩英同志为什么要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并在群众面前高呼：“ 刘少奇万岁！”呢？为什么她到处宣扬“ 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大好人”呢？为什么有些助纣为虐的家伙们说她是反革命，而她却理直气壮的说：“ 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为什么不明真相的人说她是“ 疯子”，她却面带笑容说：“ 我没有病，我脑子很清醒。”为什么不少好心人劝她：“ 你别在人多面前说啦，别再喊啦，不然要吃亏地”，而她却一笑置之呢？为什么不法之徒用抹布堵着她的口，用绳索勒住她的脖颈，让她低头认罪时，她却铮铮铁骨， 使尽全力，昂首挺胸，呼喊抗争的口号呢？为什么她走后，会有那么多的人，为她惋惜，为她鸣不平呢？

张松林，男，1933 年—2021 年。
1977 年铁道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人员，负责王佩英案件的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