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佩英的选择
                                                                王学联
 

       1956 年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托儿所做副所长，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多年后有些政治运动的经验，才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傅作义手下的副营长，大概受些牵连。 但当时根本没考虑到，那时候很单纯，就是想着服从组织分配。
       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王佩英，当时也觉得挺奇怪，我知道她参加革命很早，她家老头儿就是地下党，她还是党员，当时全所就我们两个党员，那时候的党员可不比现在，都是奉献在前，相当先进的同志才能入党。 以她这个资历怎么给派到托儿所来了？当时我也没多想，心想是不是因为她家小孩多啊。
       她虽然孩子多、家务重却从未影响过工作，上班总是早来晚走，很少请事假。 有她在，工作你是根本用不着操心的，你连问都不用问，她都安排的好好的。 她当时担任的是最困难的工作，最小的哺乳班，佩英是班长。那时候56 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她总是吃苦在前，任劳任怨，每天是一口水一口饭， 一把屎一把尿，耐心细致地照顾每一个孩子，愉快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兢兢业业。

       时间一长，通过一些场合，比如有时候学习会上发言，虽然不知道她在哪里受的教育，我感觉佩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时托儿所大都是些婆婆妈妈没文化的人，整天总爱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短长，但佩英从来不会掺和这些，老老实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显得不是很合群。
       那时我和她也没有什么私下的交流，我们讲话都是工作， 不大拉家常，好像印象中，只有她把小女儿可心抱到托儿所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抱，她说我女儿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最能看出她的立场和素质的是1957 年，那时候，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很多人就给我贴大字报，当然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他们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意见，比如我借过人家二两粮票啊什么的。 当时只有佩英，一句我的坏话也没有说，她也没有给组织上提任何意见，这说明她的政治立场是忠于党的。 后来毛主席发动反右了，每个单位都要划右派，我们托儿所，一个右派都没有，连个中右都没有，要我当时想整那些给我提意见的人，完全没有问题，要给他们上纲上线，都可以算是“ 向党进攻了”。 但我当时就是想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是你号召人家提意见的，怎么翻脸就整人家呢？

       在反右斗争中，王佩英坚持组织原则，出格的话不说，出格的事不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同时通过反右，我和佩英结下了真正的友谊，那年我送给她一张我的照片，我从来没有在单位里给过别人我的照片，那表示我们俩是好同志。
       1958 年我就调到铁道干校学习去了，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佩英。 之后国家就越来越糟糕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我一提，党支部书记就警告我，你可不能出去乱说啊。 文革中我也被打倒了，连我老头都受株连，我后来挨了五年整，不堪回首啊。 直到文革以后，我才见到过去的同事，我问一位李大姐，佩英怎么样了？她说佩英被枪毙了。 我当时脑子“ 嗡”得一下就懵了，这怎么可能呢？当我听到佩英同志惨遭杀害的时候，我不仅万分难过，而且难以接受。 多少天寝食难安，想想她，想想我，想想我们经历的坎坎坷坷，真是暗无天日，一言难尽啊！有冤向谁诉？有苦向谁说？

        后来听到了佩英在工作遇到的麻烦以及英勇抗争的一些细节。我深深地感到：佩英也太不容易了！ 1960 年她老头儿过世了，家里孩子多，组织应该多关心她啊。我听说，她不过端着开水，躲闪不及，烫了一个小孩子，按说也不是她的责任，就让她去当清洁工了，什么混账领导啊！佩英是那样的任劳任怨，你们就这样对待人家，她老头也不在了，她的委屈对谁说啊？你想想，当年人家革命的时候，为了党的事业是出生入死的，奉献了多少啊？打下天下，就把人家撂在一边了，太过分了！
       人给逼到那个份儿上就豁出去了，说老实话，如果文革再搞下去，我也豁出去了，最后我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我比不了佩英，她认识问题的水平比我高，我当时只敢想，江青这个家伙太坏了，都是她搞的。佩英了不起，她没有绕弯子，她是有文化的人，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她直奔根本问题去了，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捍卫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佩英让我想起文天祥。 文天祥不是傻，他不是
不知道死可怕，他完全可以逃跑，保护自己也没有问题，但天下搞成这样，他不想活了。佩英就是今天的文天祥。当时国家饿死那么多人，面对老百姓的苦痛，她敢于“ 仗义执言”。当时我们这些老同志，心里都是有想法的，但我们不敢说。 佩英体现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就是讲真话。

 

王学联，女，1932 年—2017 年，原铁道
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所长，1956 年—1958 年
曾与王佩英共同工作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