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牛棚挚友佩英姐
                                                                       齐克琦
 

       文革中，我被关进了“ 牛棚”。
       走进简陋的里外间平房，和“ 走资派”处长林克明住一屋。对门小屋住的是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刘克英。没过几天，外屋关进了一个得了“ 精神病”的“ 现行反革命”。
大概是为了便于造反派监督吧，我们住的里外间是无门板的，我透过无门的门框，看到带进来的是一位个头不高、干瘪消瘦但还留有几分姿色的中年妇女，她缓慢地坐到床上，抬起双眼看了看里屋。
       “ 哦，这不是王佩英吗？”我心中默默地叨念着。
       她是我们铁路专业设计院的人，我和她没打过交道，但听说她出身富裕家庭，有反革命言行，进了精神病院。

       她脸色蜡黄，但眼睛却很有神。
       我们四人被赶到食堂厨房干活。 当时，大多数时间是我和王佩英在一起干活。 我估摸着，她消瘦体弱又有精神病也干不动什么活。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跟一位“ 精神病人”相处，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心紧缩起来。 一连几天，让我们倒腾久存在地窖中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偌大的地窖里许多菜叶烂得黏黏糊糊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酸臭味。 我尽快倒腾着白菜，回身看看这“ 精神病人”嫌弃不嫌弃，会不会干。 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菜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随后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 再往另一个墙角一看，呦，她码得又多又好。 我虽比她年轻，又没像她被折磨得瘦弱不堪，但总被她甩在身后。 她还默默地帮助术后未愈的刘姐干活呢！常常一人干两人的活。我紧缩的心慢慢松开了，心说，“ 对这位富家出身的弱子女来说，不简单呀。”
       过了些天，又让我们去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核，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 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照样干。 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核。这，没任何人要求她，她， 默默无声闷头干着。

       一连几十天，王佩英天天都是全神贯注地干着派给她手上的每一件工作任务，从未发现过精神不正常的迹象。我的心彻底松开了：“ 这是一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 你家里来人了。”我点点头，急匆匆往“ 接待室”跑去。 是我的两个儿子英时和英超来了。 王佩英听说孩子来看我了，她红着眼圈问我：“ 孩子好吗？”
       “ 还好，有姥姥管着。”
       “ 我的几个孩子……”她双目低垂：“ 没人管…… 唉，怎么过呀……”
       我听说她丈夫早年间病故了，她一人拉扯着儿子、闺女。如今，她的工资被克扣了，只给她有限的一点生活费，不知孩子们是怎么维持生活的。
       当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克扣了，只给一些生活费在食堂买饭吃。 那时造反派规定我们在食堂只能买窝头、咸菜，最多吃个素菜，不准吃肉菜。王佩英的三餐，几乎天天都是窝头加咸菜。我们从来没见她吃过一个素菜。

       后来，我们可以吃上大白菜肉馅饺子、馒头或肉片炒菜了。可是王佩英还是窝头、稀饭加咸菜，几乎天天如此，仍旧连个素菜都没见她买过。
       我寻思她伙食这么差，哪来的劲干那么多的粗活脏活？还要承受无情的批斗？我突然感到她有一股子内劲，一股倔强的劲在支撑着，不由得从我的心底升起一股压制不住的情感：“ 好样的，佩英姐！”
       然而使我纳闷的是，这位上世纪40 年代就帮助党的地下工作者作了大量工作的女性，为什么竟然是个死不悔改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食堂劳动，造反派惊慌失措地喊道：“ 反动标语！反动标语！”饭桌下，过道里，水池旁，塞着一张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满是“ 反动口号”。 他们抓起小纸条向上级报告去了。

       我们干完活回到屋里，突然闯进来几个造反派，二话没说， 就把佩英姐按倒在地，一阵拳头落在她的头上、肩上。 她瘫坐在地，一声不吭，低下头，紧闭双眼，任凭他们拳打脚踢。
       “ 是不是你写的反动标语？”
       她低垂下头，紧闭着眼睛。
       “ 交代你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 说！说呀！”
       她抬起眼看了看恶狠狠的造反派，咬紧牙关，依然一声不吭。
       “ 你找死呀！”一只脚踢向她的大腿。她仍一声不吭，牙关咬得紧紧的。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在里屋，透过那没有门的门框，朝外屋看到这一切，惊呆了：“ 哎呀，佩英姐，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是滑到死亡的旋涡里去呀，死亡的阴影紧紧地跟着你呢。”
       “ 再不交代，枪毙你！”造反派大吼一声，撂下话，走了。我悄悄地走到她身旁，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文革中，多少人被蒙冤批斗，“ 泪水要用脸盆装”，而她，不喊一声冤，没落一滴泪。 直到今天，我都没能解密，她写小纸条的笔藏在哪里，纸塞在何处。
       我劝她：“ 别写了，你的身子经受不住这毒打和折磨了。”
       她诚恳地看着我说：“ 刘少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我们党的好领导。”“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好修养，不是黑修养。”
       我知道，文革初期，就是以批判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开始的，随后就掀起了疯狂的批刘高潮。
       早在战争年代年就帮助党开展地下工作的王佩英，在她心目中，写《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刘少奇早早就树立了崇高的形象。
       文革前，我们几乎每个党员，人手一册，都认认真真地读过这本书，都从这本书中吸取营养，吸取向上的力量。可文革中，造反派却大批特批这是一本“ 黑修养”，大批特批刘少奇。我能对佩英姐说什么呢？也不想说什么。 这年代，黑与白都颠倒了。可佩英姐却坚持黑白分明，她执着地坚持，顽强地坚持。黑与白，决不让颠倒！那股“ 犟劲”，那派“ 犟气”，老在她胸中流淌，生生不息！

       她被打得浑身发抖，我紧紧地攥着她那双冰凉的双手，不想再安慰她，也不想再说什么。说什么呢？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遭遇中，说什么宽慰的话都显得苍白，对于我们只有“ 罪状”，都是“ 罪上加罪”。
       这一点，佩英姐最明白，最清醒，她自己不就是好端端地给扣上了“ 精神病”和“ 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进了精神病院，又无端地给揪了出来，监督改造，无情批斗，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吗？
虽说我俩都戴上了“ 现行反革命”帽子，但她没有行动自由，我还可以有点小自由。 一个造反派“ 押送”我回家，看望了老母亲和孩子，换了煤气罐。 回来后，佩英姐羡慕地看着我问：“ 一家老小都好吧？”我说“ 好！”她喃喃地说：“ 我的一家不知怎么样了，儿子张大中挺懂事的，小女儿才十二岁，我最疼她，我给她取的名字叫可心。”
       后来，我被发配到河南五七干校，离开了单位的“ 牛棚”， 佩英姐被关进监狱，剥夺了她的一切自由并遭到无情的摧残。 直到两年后宣判她死刑并勒死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她都没能和亲人见上一面。

齐克琦，女，1928 年出生，曾任职于铁道
部专业设计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68 年与
王佩英同关押在铁道部羊坊店100 栋楼             
“ 牛棚”内，后被下放干校，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