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斗争的付出与奉献
                                                                      张红萍
 

       1935 年，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他们决定到北平发展。经过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 年二人又回到开封，生活总算安定下来，这里有他们宽敞的住处，有房租可以维持生计。 若夫妻二人一生如此，或可过得丰衣足食。 但张以成是一个有抱负的男人，总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在中华通讯社找到一份明码译电员的工作。 其间又被误以为他杀死了日本人， 于是被抓，受到惊吓、侮辱和皮肉之苦，遇到不小的无妄之灾。
       1942 年河南大旱，蝗虫肆虐中原，饿殍遍野，死亡人数近300 万。 加之中日军队交战处于胶着状态，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民众，百姓遭受的饥饿和苦痛，真是惨不忍睹。
        河南大灾，夫妇二人身受其害，王佩英家的40 多亩地收成 可怜，仅有的粮食还要被政府征调或盘剥。 面对到处的饥民和死尸，王佩英、张以成对国民党早已失望透顶。

        在1943 年左右，张以成入党后，经介绍在18 路军开封情报站工作，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情报站的指示是：“ 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 张以成便开始长期潜伏，直到1945 年国共内战，地下情报工作才活跃起来。
        张以成选择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既是因为年轻人的一份理想，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寄以希望的政党， 对于丈夫的选择，一向充满正义感和怜悯之心的王佩英是支持的。
       王佩英的人生道路因丈夫的抉择而改变。 他们为了理想， 追随共产党和八路军，其实是选择了一条生活没有保障的道路，也就是说张以成几乎没有固定收入，无法养家糊口。 从结婚到1949 年，他所追求的理想和所从事的事业需要王佩英的配合与财力的支撑，通过出租房屋甚至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可见，王佩英深度参与了地下党工作。 

       王佩英支持丈夫的工作并非完全是“ 夫唱妇随”，而是她认为自己也有一份社会责任，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事业的一份子，自己应该对建立新中国做出贡献。
       王佩英接触的地下党工作者都是一些为了理想无私奉献的人，当时地下情报站没有活动经费，都是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 这些人革命不仅没有俸禄，而且还要“ 倒贴”。 据情报站的张立奎回忆，1947 年张以成负责郑州情报站工作，情报站揭不开锅，就派他去豫西找一位姓王的政委，给郑州情报站解决生活困难，王政委给了他两袋麦子，回来换成钱，他们这才有饭吃。可是这“ 杯水车薪”怎么能解决郑州情报站工作人员长期的生活问题呢？
       据开封情报站负责人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回忆：在郑州原本靠王佩英炒瓜子、做小买卖（卖烟）维持生计。 生活艰难到王佩英要临产时，家里穷得无米下锅。但是为了党的地下工作， 尽管过着这样狼狈、焦虑的日子，王佩英不仅没有怨言，还继续为地下党站岗放哨，继续在开封与郑州之间为地下党传递秘密情报，这时的王佩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她是张以成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

      1946 年秋初，党组织派张以成到敌占区开封策反他的表哥张旅长，他的策反工作完成的非常漂亮。他找到表哥—— 国民党省保安旅张旅长后，一面晓之以民族大义，一面希望他认清形势，并声称自己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要在张旅长的部队当“ 政委”。张旅长对国民党的腐败一向反感，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愿意靠近共产党，让张以成在他的旅部，为自己出谋划策。 张以成不仅从张旅长那里得到作战情报、密电码等，而且还通过旅长，将武器和弹药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但最终张以成还是暴露了，一次他到省里汇报完工作，回家看望久未谋面的妻子和孩子们时，一到家，王佩英就告诉他， 最近常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往院里探头探脑，问他们要干吗， 他们却支支吾吾，警觉的王佩英觉得不对，让丈夫不要在家里住，要他到胡俊三同志家去住。 第二天清晨，张以成突然接到张旅长密信，说敌人正在到处抓捕他，让他赶快跑。
       他即刻匆忙离家，但在胡同口还是被便衣军警拦住了，军警要将他带到司令部去。 他谎称自己妻子正在医院待产，需要他照顾，同时将手上一个五钱多重的金戒指送给军警，他才侥幸逃脱。

       1946 年组织上充分肯定了张以成在开封成功策反的成绩。1947 年，决定派他到更加复杂的郑州负责地下党工作。张以成认为这是组织和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他表示：作为共产党员， 一定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
       事实上，党组织并没有给任何人力、物力的支持，在人生地不熟的郑州独自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张以成唯一的帮手是
“ 我最可靠的助手佩英同志”。其实就是利用夫妻关系做掩护开展工作，这是一种最隐蔽、最不被人注意的方式。 他说：“ 佩英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受我的影响，她对党对人民是无限忠诚的，决心把自己的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时的王佩英与丈夫志同道合。
       张以成让妻子王佩英打前站先到郑州寻找住房，机警的王佩英从开封出发时，随身带着秘密文件和书籍，警觉、从容地走出闸口，这时的王佩英俨然是一个沉着机智的地下工作者了。此后她多次往返于开封与郑州之间，为党组织传送秘密文件。张以成写道：“ 甚至连做国民党38 军的工作也由佩英去做，王佩英是郑州地下党重要的一分子”。

       王佩英带着孩子先到郑州，找到同乡郭宏文（建筑工人）， 请他帮助找一间房子。郭宏文为他们在郑州西二街找到一间临街小房，“ 我和佩英带着两个孩子都搬了进去。 第二天，我就买了个纸烟架子，买了点纸烟摆上，就这样摆了个纸烟摊，从此我们就以这个职业作掩护展开工作。”张以成回忆道。
       张以成的工作能力很强，半年功夫，就在郑州发展了一批党的骨干。 郑州的工作打下基础后，张以成指挥在电信局工作的周舟领导群众进行罢工，扰乱国民党电信工作。
       正当郑州地下党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时，一位叫仲介夫的同志急急忙忙跑来告诉张以成，郑州的特务已经盯上你了， 正在追捕你，你赶快跑。 张以成立即回家告诉王佩英，说自己要暂时躲一躲，并向她交代：他不在郑州期间让她代理工作。
        出乎预料的是，王佩英问张以成：“ 你不是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你这样的举动（躲避），算不算是偷生怕死呢？”张以成没有想到妻子会问这样的问题，赶紧解释道：共产党员是应该英勇、不怕牺牲，但当敌人要杀害我们时，我们首先要保存生命，才能最后杀死敌人，取得胜利”。张以成对妻子的这段描述，对我们理解王佩英非常关键，早在这个时候王佩英为了正义的事业，绝不贪生怕死的气概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一个真正的勇士，不是一夜之间变成的，而是她的性格、意志、内在精神价值追求、道德律令以及艰苦环境的磨练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我们看到，王佩英是一位多么单纯、多么认真、多么执着的革命者，一位正义的追求者、真理的守护者。

       丈夫临走时，王佩英一再叮嘱说，离开郑州的这几十里路， 特务和还乡团的人特别多，他们每天都在屠杀和活埋共产党，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张以成向妻子交代：万一我死了，你也不用太伤心，“ 你只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争取做个共产党员，好好教育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这是革命的后一代。”
       丈夫的交代，让我们联想到1960 年11 月张以成因病去世， 在告别仪式上，王佩英带着七个孩子排成一排，举手向丈夫保证：她会好好教育孩子，让孩子们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张以成先是逃到密县，经过登县大金店，到达宝丰县汇报郑州的情况。 孔部长指示他要抓紧电信局的工作，郑州解放时要把所有机器设备保存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为国家保存财富， 此时他还必须尽快重新返回郑州。
       此后张以成在“ 没有枪声的战斗”中写道：郑州地下党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周舟以电信局和军事记者的名义，打入敌人内部，获得了军事地图、近期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 他又到开封会同周舟，获得了开封的机密文件。 我们将这些资料汇总一起，交曾洁光派人迅速送到解放区。”他们给共产党军队送去郑州城防图等，保护了电信局设备、铁路及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完好地转移到共产党手中，顺利地完成了为国家保存财富的任务。
       张以成逃出郑州后的一个夜晚，敌人的便衣和宪兵借查户口为名来逮捕张以成，因扑空对王佩英大打出手，硬逼她说出丈夫的去向，王佩英只对他们说到南京去了。“ 此后，便衣们白天也常来威胁佩英，要她说出我的真实地点，又对佩英进行下流的调戏。 佩英在郑州实在不能住了，带了两个孩子到开封的一个亲戚家暂住。”张以成记叙道。 据王佩英的第六子大圃说，他曾注意到母亲的小臂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伤疤，很有可能是那次毒打留下的。

       王佩英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开封，不敢回自己的家，只能住在亲戚家，同时继续与郑州的周舟为情报站传递情报。
       到了1948 年9 月，开封物价一日上涨数倍，王佩英就要生三子大中了，但大街上没有米面卖，也没有熟食卖，佩英生下大中后第三天就断炊了，张以成在郑州心急如焚但帮不上忙， 也没有钱。张以成回忆说：“ 曾洁光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跑了好几个同志的家搜集了米面、挂面给佩英送来。”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回忆说：佩英怀着老三，正要临产，家里已无米下锅了。 曾洁光也没有钱，只能从一个小商贩处借了5 元钱， 托另一个地下党员给王佩英送去，才解了燃眉之急。
       王佩英为了丈夫的地下党工作，不仅卖房卖地，衣食无着， 还遭受毒打，但是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为党做好情报工作。 据大儿子张运生的妻子杨永茹回忆：即使是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张运生，也为情报站送过情报。

       这段地下党工作的经历是王佩英最感自豪的，建国以后， 王佩英常与熟人和老乡说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她为党付出这么多，但她的功劳少有记载，因为她不是党员，她是以张以成妻子的角色出现的。 尽管她的付出和贡献被忽略了，但对于王佩英来说，她是出于为穷人翻身和建设一个理想国家的信仰，是为了党的事业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在地下工作期间，她不仅和丈夫为共产党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她还热心介绍熟人加入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个“ 真心为了穷人的队伍”。 陈振洲就是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成为党的外围情报员的。陈振洲的儿子陈克强也是通过王佩英的介绍参加解放军的。据陈克强回忆：1948 年，他中学毕业，病了躺在床上， 正为前途发愁。 王佩英刚生下老三，孩子还抱在怀中，来到他的床头跟他讲解放军的故事，告诉他“ 解放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了解放区。
       在河南“ 中原英烈纪念馆”展厅的一张展板上，有郑州地下党负责人张以成、周舟以及刘鸿文的照片和对他们的文字介绍。 文中写道：“ 潜伏在郑州国民党绥靖公署的共产党员，从事策反斗争。 三年解放战争中，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军师以上规模起义8 次，团以上规模起义6 次。接受改编一个军，起义将领10 余人。”这三个人中，张以成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为郑州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