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
我应该向王佩英女士表示我本人和我姐姐黄当时，我们家第三代十来口人的默哀。 我孤陋寡闻，原来我只知道在八届十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时候，党内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人投了弃权票，她在那里装睡。耀邦同志当年说，我们良心很自愧，我们没有像陈少敏大姐那样有勇气站出来。 我没想到当年有大中先生母亲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她，我觉得很自豪，我们国家和民族能有这样的精英，我再次向王佩英女士鞠躬。
我还要讲，我想起少奇同志说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对少奇同志有特别的感情，就因为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文化革命”影响中度过的，我们学校到处贴满大字报，标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与党外最大的走资派黄炎培”，说刘少奇的罪行、黄炎培的罪行。确实，把黄炎培说是“党外最大的走资派”似乎是符合事实的，因为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京第二天，他接见的党外第一个人就是黄炎培，请到他住的双清别墅，因为黄炎培是他老师的老师，他当时很尊重黄炎培。就是那晚，毛请黄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
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牵头中国的民营经济。毛请他不再从事他之前从事了几十年的教育，而专门做民族工商界的工作，向工商界传递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声音，也向共产党反映他们的要求，毛亲封黄为“中国民族工商界领袖”，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黄炎培是“党外最大走资派”的由来。特别是在1945年，共产党没有上台的时候，黄炎培跟其他五个参政员一起访问延安，他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跟毛泽东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长谈之后，对毛泽东和当时共产党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当时共产党说，我们上来之后，我们要富国利民，我们上来之后，要实行民主。黄炎培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为了区域的发展，不断的扩大……， ‘人亡政息’的也有， ‘政怠宦成’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听了兴奋起来，一拍腿站起来说：“我们共产党找到一条出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条路，就是民主。”当时是1945年7月5日。黄炎培跟毛主席对话之后，毛连夜召集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段话，这个周期率的情结一直深深地扎在毛心中。黄与毛这段对话是被我母亲姚维钧记录在当时在国统区发表的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中，执笔人我母亲姚维钧。2009年是我母亲一百周年诞辰，一九六八年在“文革”中由于她对当时的抗争也跟大中先生母亲一样，被迫害致死。 当时让她揭发中央的一些领导，让她揭发她的一些同事，我母亲坚决不，坚决拒绝往同事身上泼脏水，坚决拒绝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最后我母亲用自杀来抗争。 因此我今天参加王佩英阿姨的这个会议，引起对我母亲的思念，我母亲
姚维钧死的时候五十八岁，她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周期率对话的执笔人。解放后我们这个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父亲在解放后，对共产党在几个关键时刻，无论土改、统购统销、反右，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从而也为毛泽东所不喜欢，为此我们家七个人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中，我们家死了包括我母亲四条人命，因此今天我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我想我就占用这五分钟时间，在此感谢大中先生。
黄方毅 ，
1946年出生，黄炎培之子。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硕
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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