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要不要说的问题上，她也很纠结、痛苦，一边是自己的安危和抚养7个孩子的责任，一边是正义和真理，她应该选择哪一边？如果选择照顾和保护孩子，她的道德律令将使她不能接受自己；如果选择正义和真理，她的孩子们就可能成为孤儿，而作为曾经的孤儿，她知道孤儿的孤苦无助。她很挣扎，所以张大中说（王佩英的三儿子）那段时间他发现：“母亲竟抽起烟来了”。
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正义，因为她的道德律令要求她“我的口要发出真理（不能撒谎），我的嘴憎恶邪恶”。 她说：“刘少奇是对的，毛应该引咎辞职，让干的好的人上去”。她说：“人民生活不堪言，衣食住行真艰难，人民对您客气，毛主席请您自己跳下政治舞台吧”。“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她的言论实在大胆、危险（这样清醒的人那个年代整个民族没有几个），是要带来杀身之祸的，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危险，但如果不直奔主题，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就会更大。她已经做好了飞蛾扑火的准备，她愿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她已经准备走苦路！
结果1963年3月，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看病，所有人都以为她疯了，其实只是她与世俗世界自私的自保价值观不同而已。 她最小的还不能自理的两个孩子被送到同事家寄养，如果这个时候她能为保护孩子们停下来，还来得及，但这不符合她的道德律令。柏拉图说：“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忙，这对我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
到了1965年，统治越来越极权，个人崇拜风气盛行，毛、刘的斗争已经明朗化，反抗的人一个个遭殃，自私的人越来越显示出“平庸的恶”，清醒的人更为国家担忧。王佩英更着急了，她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和灵境胡同（中组部所在地）散发传单，希望更多的干部、群众了解情况，结果她被抓住了。档案材料记载：“王佩英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
王佩英这一阶段的行为，用同事王学联的话说：“她是往死里招呼！”
对于国家现状，王佩英真是太失望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用自己的头脑辨别事物了，也没有人敢和她说话了，她只能孤军奋战。
1965年4月，她提出退党。 她找到当时的书记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劳，但现在被胜利冲昏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到了1965年7月份，她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她写到： “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她也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1965年的夏天，她叫最小的女儿可心单独和她出去散步，走到军事博物馆附近的时候，她搂着可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听了当时就哭着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1965年下半年，她被送到“安定医院”治疗，后转到“回龙观”精神病院，一关就是近三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陷入一场史无前列的浩劫，王佩英的所有反抗都是为了阻止极权主义统治走向更恶，百姓遭受更大的损失，但她势单力薄，无济于事。
阿伦特在论述平庸的恶时曾这样论述：“唯有始终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辨别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
王佩英坚决抵御，自己不做恶的代言人，是因为作为教徒的她心中一直有对于善恶的辨别力和分析力，有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而且她坚持了自己的这种辨别力与分析力。 同事回忆说：那个年代，只有王佩英讲善恶，讲良心。
五
王佩英在“回龙观”精神病院接受大剂量的镇静药物的治疗，表情迟钝。她对儿子张大中说：“儿子啊，对不起，妈做的事情可能会拖累和影响你们的前途。”张大中痛苦地说：“妈妈您别说了，您不要想的太多。”在回龙观精神病院治疗和改造的近一千个日子里，虽然她忍受着与儿女分别的痛苦，经受着因为改造备受折磨的日子，但她坚决拒绝参与大合唱，她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思考和判断。
1968年6月6日，“回龙观”精神病院主治医师下诊断说：“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要求单位接出处理。”
同一天，王佩英被押回单位，住进单位的“牛棚”，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真正的炼狱开始了。
造反派审讯她，让她承认错误，她坚决不认错，还剧烈反抗，所以她是“牛棚”里唯一被反绑手的人，上厕所都要难友帮忙。有一次12岁的可心去给母亲送日用品，从门缝里看到母亲被反绑着手，嘴上戴着口嚼子。“牛棚”里的室友劝她不要和造反派对着干，说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迫害关心百姓疾苦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她不仅不承认错误，还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写了大约1900条传单，放到可能被人看到的地方。1968年10月4号，她在食堂喊“刘少奇万岁”！造反派立即将她的嘴用脏布堵上，往死里打她。 打得太狠了，难友都哭了，难友齐克琦鼓起勇气说：“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王佩英对毒打她的人说：“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文革”的悲剧就是作恶者理直气壮，释放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难友回忆：“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并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王佩英对之嗤之以鼻。当“牛棚”里所有人对毛早请示晚汇报时，她拒绝参与。
造反派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造反派说：“你不怕死吗？”她就说：“到这个时候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当然，王佩英是宁死也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如果她承认自己错了，她会比死还难受，因为她的道德律令不允许她违背自己的良心。
但只有一次、最后一次，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 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她是最有爱心、最热爱孩子的母亲，可为了正义她只能牺牲自己对孩子们的爱。 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在坚持正义与留恋孩子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圣徒吧！
1968年11月21日，王佩英被逮捕，关押在半步桥监狱。
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月27日，离除夕只有九天，工人体育场，王佩英等近30名“反革命分子”的十万人“公审”会。在“公审”大会上，王佩英仍然激烈反抗，坚决不下跪。她是：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这一次他们没有给她戴平时批斗时戴的口嚼子，因为那太明显了。这次他们发明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喉咙，她每喊一次，他们就紧紧地勒一次她的脖子。后来有专案组人员说，王佩英还没有到卢沟桥刑场，就在囚车上被活活勒死了。
王佩英，“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六
1980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会作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2018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既然刘少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那么自始至终拥护刘少奇的王佩英，也应该是坚持真理的榜样！
2020年1月27日，是王佩英女士遇难50周年。
张大中说：“像我母亲这样的人，不应该白白牺牲。她的英雄事迹，应该广为流传。”目的是告诉人们，百姓有说真话的权利！我们社会要进步，王佩英这样的人就应该被人们记住。 她遇难的事迹随时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勇士，王佩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良心，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她！
张红萍 ， 1964年出生，中国艺
术研究院教授，性别与妇女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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