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纪念母亲遇难50周年文集

王佩英的道德勇气从何而来……………张红萍

文章来源:;时间:2021-01-18 10:53

王佩英的道德勇气从何而来
 
——盖夏修女与她的学生王佩英的故事
 
                                                              张红萍


 
       这里,我们要讲述的是王佩英女士和她的老师盖夏嬷嬷的故事。
       “文革”中的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因妄议最高领袖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处死,享年54岁。
       1960年11月,与她相依为命26年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拉扯着大小不等的7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才4岁。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现在唯一的依靠是母亲,特别是两个最小的孩子大圃和可心,这时作为7个孩子母亲的王佩英深感责任重大。丈夫去世后,悲痛和重担让她变得忧郁、疲惫和沉默寡言。 孩子和生存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但1963年的国难家仇,还是把她这个单纯、正直的寡母逼上了一条反抗强权的道路。她成了比陈少敏更激烈地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良心与勇士。
       从1963年到1970年,为了表达她对党和最高领导人的异见,她不停地呐喊、行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最终被押上断头台,在寒冬的腊月,离春节只有9天,献出她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离开了她至爱的孩子们。
       这一切给世人留下了种种疑虑。
       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觉得国家有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质疑最高领袖,唯有她大胆直白地提出最高领袖应该引咎辞职。
       对于她飞蛾扑火,主动选择死亡的壮举,至今许多人不能理解、不以为然,许多人还是坚持认为她就是疯了,她的所有言行是发疯以后的所为,把她抬高为民族英雄是不妥当的。
       说这些话的人还是不了解王佩英,她从小父母双亡,与丈夫经历过15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仍保持单纯、朴素、吃苦、忍耐、正直的品德,有这样人生经历和个人品格的人很难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发疯,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因为丈夫的去世她就发疯了。
       后来她的反抗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先前没疯,后来受到折磨之后发疯了,所以行为才更加勇敢。可以肯定地说,在住进精神病院之前,她不仅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相反单位里从上到下都很同情他们家的状况,都很友善和照顾他们家的生活。
       又有人认为她的所有言行是她执拗个性使然,谈不到她有多么高深的认识,我倒想反问一句:你们倒执拗一个看看,那是经受了多少分离与毒打的痛苦才做出的决定啊!她的勇敢固然与坚韧的个性有关,但更是对真理的坚持。
       是的,作为“正常人”,在那个极其疯狂的年代,都会选择避害趋利,选择明哲保身,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这是世俗世界普通人的价值观和法则,王佩英确实是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人们很难理解作为一个清洁工的王佩英的所作所为与主动选择死亡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她行为背后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品质。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个普通的清洁工,还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不管国家政治如何,也不能选择赴死。选择赴死就是疯了。 这个逻辑太简单,而且人们一直把目光定位在她是一个清洁工,事实上做清洁工是一次不公正的工作安排,以她的能力与学识她可以做任何比清洁工看起来更高大上的工作。
       我的定位是:王佩英不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她是一位有自己价值体系、道德律令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女性。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依据她的工种与地位,要从她的教育背景和树立的价值观发现她真正的内心世界。 人是教育的结果,价值观、品德和勇气才是区分不同人的标准。
       人和人确实不同,在公共事务中,面对荒诞、罪恶、错误是冒险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还是为安全守口如瓶、退避三舍,这确实是人的道德、良知、责任、观念决定的。 有的人有内心道德律令和善恶是非标准,有的人就是熙熙攘攘只为一个利而奔忙的蠹虫。
       当最新材料证明王佩英是一个在十七岁正式受洗的天主教徒时,我们更不能将她简单地定位于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一个人的信仰和思想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因此,要探讨、分析王佩英,就要从她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和影响了她一生的盖夏嬷嬷讲起。当她人生的榜样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不讲个人得失与享受,更在乎成全他人的苦行僧、清教徒时,她追求社会公义,牺牲家庭幸福,甚至情势所逼非得让她做出牺牲自己性命的选择,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因此讲述王佩英的故事,有必要从待她像母亲一样的盖夏嬷嬷对她的影响讲起,世界上确实存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比如盖夏嬷嬷这样的修女,她们超越了世俗利己的价值观,奉行的是奉献比索取更受用的超越世俗的价值观。
       就像基督宗教圣歌《爱的颂歌》唱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还有圣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里所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倒出生命来使人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1806年,在法国,杜加神父带着两位年轻女子到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汝耶传教,不久成立了主顾修女会。1818年,年轻能干的贵妇罗丝蔻女伯爵加入这个成立不久的修会,使它在1842年成为一个拥有313人的女修会。
       1834年,印第安纳州文显思教区成立,1839年海兰德尔神父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去招募神父和修会,同时邀请汝耶的主顾修女会到他的教区建立修会母院。1840年狄奥多·格伦嬷嬷等六位修女来到美国特里浩特近郊一处名为“圣玛丽森林”的地方,创建了她们修会的美国总院。1890年末期,这个修会的修女人数多达700人,在90所学校及学院任教。
       1920年,开封教区宗座代牧谭维新主教去罗马述职,路经美国,见到费城总主教多尔提,他们谈及中国年轻女子的教育问题。 谭维新看到中国的许多女子无学可上,他想在中国的开封办一所女子中学。多尔提建议谭维新去拜访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邀请那里修女会的修女协助他办理学校事宜。 谭维新来到圣玛丽森林修女会,提出自己的意愿,出乎所有修女的预料,修女会总会长柯里珐与咨议会商量同意并决定派出六位资深修女前往中国服务。
       当时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有修女1000人,踊跃报名者300人,这是圣玛丽森林修女会第一次向海外外派传教修女,总会长柯里珐嬷嬷非常慎重,特别强调因为要到遥远的东方中国去,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当时盖夏嬷嬷正好跌伤了骨盆,但还是被选中作为院长带队去中国传教,原因是柯里珐嬷嬷看出了盖夏意志坚定、信仰虔诚。当时盖夏嬷嬷35岁,已经在管理一个分院,六人中数她年龄最小。
       临行前,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教宗本笃十五世亲自为这些宣教的修女以及同来中国的神父祝圣了苦相十字架。柯里珐嬷嬷对这六位修女说:这次离开,你们可能永生都不会回来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此行将是完全的牺牲奉献。
       1920年10月16日,这六位修女乘坐日本“春洋丸号”离开旧金山,这六位修女,有几位几年后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病死),盖夏嬷嬷离开美国36年后,才又踏上美国的故土,这确实是一次完全的牺牲奉献。
       1920年11月12日,他们一行抵达上海。在上海,她们听说开封遭了大灾,到处是难民,人们劝她们不要前往,但她们不为所动,盖夏给柯里珐嬷嬷写信说:“如有必要,死而无怨”,这是盖夏嬷嬷的一贯作风,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她。1920年11月18日,她们从上海到汉口,再从汉口到开封,终于于11月24日来到开封,她们服务的新家。
       迎接她们的是开封的饥荒与贫穷,她们的宿舍是临时搭建的连美国的牛栏与鸡舍都不如的小空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一住就是十几年),而且寒冷潮湿,中国的灶台她们也用不惯,但她们没有怨言,盖夏修女说:“我们并不难过,反倒欣喜。”对她们来说,忍受贫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她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开封女子的教育与马上开学,因为她们看到除了很少有见识的父母外,太多的父母并不希望他们的女儿读书,他们的理由是她们迟早要嫁人,读书不合算。当时的开封还没有一所女子中学,太多的女子连小学也没有读过(当时的开封人口总数是20万)。她们发现中国女人卑微、顺从、地位低下,女人在社会中不被尊重,像奴婢一样,这令盖夏修女们非常气恼。
       虽然1920年的美国女子还不能完全与男子平等,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要比中国女性早半个多世纪,这次来中国的六位修女中有好几位都是大学毕业,而这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所中国人办的女子大学。
       她们的首要任务是赶快兴学,让中国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早日摆脱奴婢一样的生活,这是她们的急中所急。 所以她们苦读中文,希望学校早点开张。
       她们成立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诊所,由修女艾莉斯负责,她为许多穷人看病、护理和传授卫生知识。1921年春天,传染病天花席卷开封,艾莉斯为了看护天花病人,自己被传染,仅仅十天就撒手人寰。这对刚刚来中国服务五个月的修女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921年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盖夏修女们创办的华美女校开学了,这是一所有小学部与初中部的女子学校,收费非常低,一个月只收两角钱,还包括每天一顿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还有裹着小脚带着孩子的妇女。 盖夏修女欢迎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年龄大和贫穷的学生,盖夏修女像母亲一样关怀和照顾她们,她们很快就与修女们亲近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学校的生员逐年增加,从一百多到二百多。但到了1925年至1929年,开封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继之是北伐战争,百姓没有安稳的生活,传教士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普遍存在对洋人的仇恨心理,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是学生,冲击教堂、恫吓传教士的事件经常发生。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盖夏修女等七位修女(后又来两位)逃难到北京,又逃到韩国,后回到大连,直到一切平静后的1929年,修女们(这时只剩盖夏等三位修女)才回到开封。不管走到哪里,她们都是通过教学生自食其力,在北京、韩国某地和大连也一样。对她们来说,有工作是美好的事情。而她们从没有缺过工作,因为她们有知识和爱心,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嫌弃做任何小事情,她们以大爱做小事,最后成了大事。
       盖夏修女是一位特别虔诚、慈爱、沉静、意志坚定、有主见、能坚持、能吃苦、有能力具有坚贞美德的传教士和领导者,虽然她在中国既受战乱影响,又受经济掣肘,但她从没有失去过信心。
       1931年,她们的情况有了转机,总部派了总会长的助手来中国考察,并带来新的三位修女来中国服务,这对她们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总会会长助手的帮助和支持下,她们准备买一块地兴建静宜女子高级中学(初中与高中),这是她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们需要4000美金,但总会也没有这么多钱,总会的修女们在美国到处募捐,很快得到这笔爱心捐款,买下现在“开封八中”所在的地皮,开始建造第一栋楼房——教学楼,盖夏嬷嬷亲自监工,巨细操心。
       接着教育部门要求她们筹足10000元钱,用作建校与保证金,盖夏嬷嬷通过主教帮助的无息贷款,才算过了这一难关。教育部要求学校必须有大礼堂、科学实验室和宿舍,盖夏嬷嬷继续贷款2500美金,这样学校的硬件才初具规模。静宜女中的办学硬件,全靠美国修女总会一次次艰难的募款,一笔笔爱心奉献,可以说“静宜女中”是通过爱心建立起来的一所女子中学。
       教育部门要求收取学生的费用是每年20元,这点经费根本无法维持教师费用和学校的各项用款。学生的学费只够教师两三个月的薪金,剩余的钱全靠美国总会的资助。
       当教师的薪金实在发不了,而总会也没有钱可汇往中国的时候,盖夏嬷嬷就进行乞讨之旅,就是到北京、上海、武汉找她认识的富有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去募捐,请求她的这些有钱人朋友帮助静宜女中渡过难关,每次她都能因为这些人的爱心如愿以偿。 由于没有当地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这所学校的运转全靠爱心人士的奉献。
       盖夏嬷嬷无时不在为资金短缺而烦恼,为中国人民服务,教育中国女孩子,不是一句空话,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筹钱是修女们最大的心病,1935年亚加大修女临终前,对盖夏嬷嬷说:等她到了天国,帮助盖夏嬷嬷筹款,听之令人泪下。对于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些修女们的行为。
       静宜女中的建立全靠这些募捐来的钱,而且这些钱不是一次募捐到位,而是来一笔钱,建一栋楼,下一笔钱是否能来,完全没有把握,全靠信心。盖夏修女先是建了教室,再来钱时,建了宿舍,再来钱时,建了实验室和图书馆,再来钱时建了礼堂和食堂,再来钱时建了操场和教师宿舍。 盖夏修女就是这样一栋楼一栋楼地、筚路蓝缕地建起了静宜女中。
       1948年底,她撤退到台湾台中时,也是这样一栋一栋地建起静宜文理学院。 从教几个学生学习英语开始,到创立静宜英专,再到创建静宜文理学院,她们用大爱做小事,最后做成了大事。
       开封静宜女中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这时开封已经有了两所女子中学,而在盖夏修女1920年刚来开封时,这里还没有一所女子中学。
       这样紧锣密鼓地建设了一年整,静宜女中终于在1932年8月被河南教育局批准成立。广告一见报,就有150名女生报名,经入学考试,录取了87名,初中部59名,高中部28名,初中部的59名学生中,有一位名叫王佩英的女生。
 

 
       静宜女中有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崭新、现代的校舍,有声名卓著的校董事会:校董马相伯(教育家、耶稣会神学博士)、校董齐真如(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校董英启良(抗战后
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校董陆伯鸿(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天主教徒)等九位董事。她们有最好的教师团队,大部分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校友。
       更重要的是有懂教育,又尽心竭力、全身心办教育的盖夏嬷嬷,盖夏嬷嬷是一位既慈爱又办事严谨、办学严格的教育家。 作为管理者,她为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制定的各项章规非常详备、严谨。章程规则大小细目多则300多条,其中包括:教室规则、礼堂规则、例假规则、请假规则、入学规则、普通规则、训育规则、训育要目、本校学则共九章(宗旨、学分分科、课程、成绩考察、体育及操行、入学与转学、退学与休学、纳费、附则)等等。
       盖夏嬷嬷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虽为修女,但最少陈腐观念。 静宜女中的训育目标是:培养明了现代妇女所处之地位及应有之责任的忠实健全之公民。
       静宜女中的章规是:“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养成运用学科及研究发明之兴趣,运用童子军养成严格纪律生活,注意美育,有意个人身心之艺术活动,注意平民化,养成俭朴耐劳之习惯及人格平等之观念”。注重:纪律、研究兴趣、美育和艺术,造就具有平民化、俭朴勤劳、人格平等的女性。 也即是培养具有知识与人格的俭朴勤劳、平等的女子。由这种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尊严,有自我,能忍受生活的清苦,所以要让王佩英发疯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静宜女中的训育要目是:①锻炼体格,期能刻苦耐劳、战胜困难。②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③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④练习自治、期能善用权能、服务纪律。⑤讲究卫生、注意美观、养成爱美整洁之习惯。⑥注意社交、娴习辞令、养成活泼善群之态度。⑦爱护公物、善用钱财、养成节俭尚公之德行。⑧指导服务、提倡竞赛、养成和平合作之精神。
        从这些训育要目,可以看出盖夏嬷嬷办学的现代性和教会学校强调刻苦、节俭、尚公的特殊性。这种教育目的确实可以让笃实的王佩英在以后的生活中应用:遇事反省、破除盲从、见义勇为、战胜困难。王佩英的生活一直遵循着:养成节俭尚公之德行。 她走到哪个工作岗位都是先进、模范,生活中能忍受最艰苦的境遇,具有这样朴实的生活底子和坚毅品格的女子,不会轻易发疯。她坚决不盲从,是因为她以基督教义衡量善恶,能够做到遇事反省,而大多数人没有属于自己的道德律令,所以容易随波逐流。
       值得注意的是,盖夏嬷嬷这些有关人品、人格、做人的教育,没有一项是让她们以家庭中的角色为重牺牲自我的,而是注重团体、社会与公共,养成公民之品格与责任,她要把这些女孩教育成有社会责任感、有公德、有服务社会意识的女子。服务社会包括见义勇为,坚守正义,追求真理。如同燕山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战胜困难、刚健笃实、见义勇为、遇事反省、破除盲从,这些理念对于女子中学的女孩子来说,确实不同凡响。正是这些理念,从静宜女中走出来的女子精神面貌与一般学校大不相同,她们更俭朴、吃苦,更具精神的高贵,颇具独立性与独立人格。从静宜女中保留的学生照片观察,她们确是更干净、纯正,更正直、坚毅,少浮华、软弱,多优雅、庄重。没有内心的清净,很难有庄重的言行与气质。
       学生面貌是学校教育理念与风格之体现。教育与环境造就人,教育家的人格对学生的影响更直接。 静宜女中的教育理念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在这所学校的女孩们心中,应该没有
争议。
       王佩英就选择了这样一所具有独特价值理念的教会女子学校,这一选择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 王佩英是静宜女中第一届初中部59位女生中的一员。


 
       王佩英出生于1915年3月14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是父母的独女,掌上明珠。父母对她爱之弥深,给她雇有两个保姆,据她49年后的个人小传回忆材料记载:“冬天吃一碗盛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
       她得到了父母全身心的爱护与保姆细心周备的呵护,是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富足、无忧无虑、有尊严、有教养的女孩子。
       这个本来非常幸福快乐的女孩,7岁那年母亲不幸病逝。
为了不让幼小的她心灵受到重创,父亲给了这个独女更多的爱。开明的父亲送女儿到河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要让自己的爱女受到最好的教育,这时已是“五四”后的新女性时代。后来父亲续弦,这一家庭生活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
       12岁那年,她最爱的父亲也过世了,这给已经失去母亲的王佩英沉重地打击。 这一打击肯定影响了她的性格,也使她早熟,她一生沉静、淡定、坚毅、耿直,从不浮躁,大概与她不幸的童年生活有关。 她继续着自己的学业,可是打击接踵而至,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她成了真正的孤儿,只有老保姆照顾着她的生活。
        1932年,她决定报考静宜女中,当时开封已经有几所女子中学,是什么促使她报考静宜女中,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盖夏嬷嬷们曾经办过华美女校,她们的教学口碑很好。王佩英的这一选择英明、正确,因为在静宜女中,学生不仅能找到家的感觉,还能被平等、友好地相待,这正是她这个孤儿需要的。
       据说在静宜女中,老师爱护学生,学生敬爱老师,大家说话从不喧嚷,非常友善、礼貌,学生穿着都很朴素、整洁、大气,学校笼罩在一种友爱、文明、仁爱、慈善的氛围之中。在这里,孤苦、贫穷的孩子反而受到特殊的照顾。后来成为我国脂蛋白和载蛋白奠基者的科学家王克勤回忆,她的家庭非常贫穷,她受到了老师们特别的关照,因为她学习刻苦、成绩好,每年减免学杂费,后来还被送到美国深造。
       盖夏嬷嬷虽然有许多个晚上会为资金的忧虑辗转难眠,但到了白天,她是学校里那个最忙碌的身影。 盖夏嬷嬷在中国办学的44年里,不管她有多么繁重的事务,她都坚持要给学生代课,与学生共处,为的是了解和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盖夏嬷嬷是学校的灵魂人物,由于她对学校的贡献与付出,由于她的领导能力和待人公平公正,由于她的品行与慈爱,她永远脊梁挺直、头部微微低颔,表现的仁慈宽厚。永远面带微笑的盖夏嬷嬷,得到了学校及与她打过交道的所有人的尊敬。
       据《难行要行》传记记载:“盖夏嬷嬷在与官员或生意人交涉时,她的礼貌总是赢得别人的尊敬。 她有某种特殊的气质,使得别人在她经过时会自动起立致意,即使她并不是往他们的方向走去。(在台湾)教育部的长官对她极为尊重。1957年当静宜要改制成为四年制学院时,教育部长亲自从台北到学校来访问,并有教育厅厅长、文教处长及内政部长的陪同。教育部长当面赞扬盖夏嬷嬷对中国女子教育的贡献。李信修女按中国人的礼貌,对部长说:‘我们当不起教育部长亲自到我们这个小学校来视察’,他立即答复:‘这不是小学校,这是自由中国的最高女子学府’。”
       至今仍然健在,近百岁的任均老人(1934年入学静宜女中)回忆说:“盖夏嬷嬷教她们英文,她待学生特别慈爱、亲切,她与学生说话时总是关爱地搂抱着说,特别善良。听说哪个学生家庭生活困难,或没有父母,她就会把那个同学搂在怀中,疼爱地用中文说:‘哦,可怜的孩子!’”
       王佩英是静宜女中第一届学生,第一届学生一共只有87名,没有父母的应该寥寥无几。 王佩英的情况,盖夏嬷嬷一定了如指掌,她一定没有少给她特别的关怀和疼爱,当盖夏嬷嬷搂着她心疼地说:“可怜的孩子”时,缺乏母爱、家庭温暖与社会支持的王佩英一定受到了莫名的感动与震撼,纯洁、善良、豪爽、耿直、美好、苦难、坚毅的王佩英,对这一声“可怜的孩子”的感受,与别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此后,盖夏嬷嬷对她的关爱与怜悯,点点滴滴进入她的心田,这才有可能在第二年她就第一批成了少数入教的学生之一(从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总部的档案照片中,我们
得知她1933年成了第一批16位天主教徒中的一位)。
       书写盖夏嬷嬷在中国福传与献身教育的《难行要行》一书写到:由于盖夏嬷嬷的仁慈、和善,对别人真情而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的学生都深爱着她。王佩英的家庭特殊,盖夏嬷嬷给予她的关怀一定多于其他学生,王佩英对盖夏嬷嬷的感情一定非同一般,盖夏嬷嬷对她的影响也相对其他同学要深远得多。这从一个人的生性和她的境遇可以基本推理出来。
       1934年入学“静宜女中”的任均女士,几十年后回忆说:在静宜女中最大的收获是:诚实、善良、不说谎,修女老师们的这些教导与以身作则的好品德,不管后来她走上那条道路,都影响了她的一生。 以王佩英的笃实、耿直与单纯、简单和美好的品德推测,对一位真正受过洗的教徒来说,王佩英一定将盖夏嬷嬷要求她们的诚实、不说谎刻在了自己心中,成为自己做人的道德律令,一生恪守。
       所以1963到1970年,对于国家政策与国家领导人,她一定要坚持实话实说,这是她做人的基本原则和一贯作风,是在她人生最关键的17岁时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要求的。所以她是一位坚定的异见人士,没有什么奇怪的。任均女士能做到的,教徒王佩英应该做得更好。
       曾在“静宜女中”就读八年的台湾女作家郭晋秀,在怀念盖夏嬷嬷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今日我被人认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法、负责,任何美德,皆归功于她们(静宜女中的修女们)。在静宜女中修女们的教育下“穿衣从不忘记衬裙,决不随地吐痰,守法守分,结了婚努力想办法彼此适应,决不萌离异之念;节俭、刻苦、负责、认真,所获得,一生享用不尽。”这让我们忆起:王佩英对工作的认真,对婚姻家庭的忠诚与奉献,对艰苦生活的适应与安之若素,对礼貌、卫生、整洁、尊严等的注意,都来自这所学校的教育与影响。“牛棚”难友回忆王佩英穿着整洁、朴素,说话礼貌、友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静宜女中”的毕业生,第33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吴静芳,在采访中说:正是盖夏嬷嬷勇于牺牲、奉献,救死扶伤的榜样作用,促使她报考护士学校并终身无私奉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盖夏嬷嬷学生的这些感言与人生故事,虽然后来盖夏嬷嬷很难听到,但老师与学生互相效力,最终还是结出了盖夏嬷嬷无从得知的丰美的果实,盖夏嬷嬷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
       任均女士的女儿、孙维世的表妹王津津,在记述静宜女中走出来的孙维世时说:“静宜女中塑造了孙维世正直、执着的个性,这使她在迫害中不屈服任何淫威,受尽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至死不低一下头。”
        静宜女中毕业的这些女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和明证了王佩英行为的可行性。孙维世能做到的,王佩英更应该能做到,因为相比于她的校友,王佩英作为教徒比世俗世界的人更坚定、更具坚持公义、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人们不能相信她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坚持自己的道义精神的?
       2018年,与“开封八中”(原名静宜女中)徐老师一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寻根、考察的傅教授,在台湾的一所大学任教,也是一位修女。当她看到1933年的一张照片后面写着:这是静宜女中当年16位天主教徒中的14位,其中有王佩英时,她对徐老师说:“她是天主教徒,她的所有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都不难解释了。”
       只有傅教授这样的修女才更能理解王佩英为公义牺牲个人生命的作为,因为对于傅教授来说,她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奉献社会、荣耀天主。直到今天,修女们虽然不再穿黑袍,但她们的收入除了用于自己最低的生活所需外,剩余的全部交给修女会,用来帮助需要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世俗世界金钱追求无止境的人无法理解的。
        王佩英在“文革”后从回龙观精神病院被押回单位的“牛棚”要求悔改批斗中,以及以后在北京市的各种批斗场合,没有低过一次头,不管造反派怎样踢她、打她,始终没有下跪过一次,与盖夏嬷嬷等修女要求她们的刚健笃实、见义勇为、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应该有一定的联系。有信仰人的人比持世俗世界观的人意志更强,更有毅力,更具勇气。
       有言道:我能想象到的人的高尚行为,就是传播真理。所谓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的境遇下,最能坚持真理的那些人。王佩英世人看起来的疯狂举动,其实就是在传播真理,就是认定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说真话,不说谎。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她没有疯,只是我们不能理解,就说她是疯了。
 

 
       静宜女中成立时,教育部门要求上课时间不得有宗教教育,她们在台湾的女校也没有宗教课,有心想了解天主教信仰的学生,通常是在日常课程结束后,美国修女在傍晚做小团体或个别的教导。
       据任均老人回忆,盖夏嬷嬷虽然劝她们信教,但一点也不勉强她们,她只是启发她们,动员她们去教堂坐一坐,听一听,感受感受,教堂离学校很近。但她们在每天的早自习前,在能容纳一百人的小礼堂有由神甫主持的“弥撒”,每次吃饭前也做祷告。
       1932年入学的87位女生,或许都去教堂感受过,王佩英一定也是这样去坐一坐、听一听、感受感受过,但由于她孤儿的境遇,渴望依靠与支持,由于盖夏嬷嬷对她的特别关爱与盖夏嬷嬷的人格魅力,善良、笃实而不幸的王佩英,对宗教有一种天然的需求和亲近,有一种信靠的动力与愿望。 善良、苦难的人更需求主的爱与怜悯,需要宗教的力量与天主的引导,以得到心灵的慰藉。
       据说信教的人分两类,一类是有宗教信仰传统家庭出身的人,一类是身世悲苦的人,王佩英属后一类,比起她那些有幸福家庭的同学来,她有跟随、信仰耶稣基督的需要,而且从王佩英坚毅、沉稳的目光看,她这样的人一旦信就是坚定的信仰者——可以为真理出生入死!
       去年夏天,现在开封八中(原来的静宜女中)的徐老师,受“王佩英慈善基金会”的委托,去盖夏嬷嬷所在的修女会——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寻根,完全无意中,发现一张1933年静宜女中14位学生的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是当年16位天主教教徒中的14位同学,王佩英正在其中。
       王佩英是天主教徒!这一意外的发现,解开了我们所有的谜团:王佩英为什么始终能说真话、不说谎话;为什么能为了公义舍下7个需要母亲照顾的儿女自蹈死地;为什么从来不屈服;为什么从来不低头、不下跪;为什么敢于公然反对最高统治者,所有的答案都在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她不是疯子,她只是坚持说真话的天主教徒。
       天主教是基督宗教三大派系(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之一,真正的教徒秉持:有爱心,存怜悯,重奉献,求公义(公平公正)。
       盖夏嬷嬷就是好教徒的典范,她不求个人的利益与回报,只求无私的奉献。1920年,她千里迢迢从富裕、开明的美国来到贫穷、落后、动乱的中国,为了福传与中国女子的教育事业,欣然接受一切加诸她身上的劳苦、责任、担忧和疲惫。她在开封和台中开创静宜女中和静宜英专的工作,从始至终充满劳苦艰辛。 她不管自己天生的体质孱弱,不顾自己的肋膜炎和心脏病的折磨,除非医生不准她下床,她每天都在卖命工作。
       她不顾1927年的战乱(她流亡到韩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的灾难(在集中营待了四年),1948年底被迫撤退到台湾的变故。每次美国大使馆督促她们立刻回到安全的美国,她都没有选择回国这条安全捷径的道路,而是选择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艰辛、未知、充满挑战的福传和教育工作。
       每次她都舍不下她创办的学校和跟随她的那些中国修女,为了对学生的责任和天主的工作,直到44年后的1964年,心脏病夺去她宝贵的生命,她最后安葬在台湾静宜文理学院的美丽校园内。她是一位将终身奉献给中国女子教育的教育家,一位伟大的天主教传教士。她在中国的44年中,因为她的奉献与仁爱,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女子,王佩英正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服务的44年中,她只在1956年总院要求她回去庆贺她入会(修女会)50周年金庆,她才又踏上故乡的土地,才第一次见到离别36年的家人与亲朋,不久她又急匆匆回到台中,因为那里有一千多等她归来的中国学子。 台湾教育部长梅贻琦为她颁发奖状,到静宜文理学院视察,盛赞她将终身奉献给中国女子教育的事业。教宗碧岳十二世也致贺电称赞她的虔诚与无私的奉献。这样慈悲仁爱、无私奉献的修女老师怎能不影响她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她在静宜女中收留过近两千名妇女儿童避难。要为这么多难民准备食物,有一次下雨天在买办的路上她左手腕骨折,不久不幸右手腕也跌伤,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天真心地安慰和照顾这些妇女儿童,当日本宪兵来骚扰时,她挺身而出挡在这些中国妇女儿童面前。曾经在这段时间受到过盖夏嬷嬷保护的台湾女作家郭晋秀,书写过自己和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受到盖夏嬷嬷的保护,盖夏嬷嬷的慈怜与奉献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一生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像盖夏嬷嬷那样的人,反哺社会。她自己还在这个学校读书直到高中毕业。
       战争激烈的1938年,盖夏嬷嬷带领修女们多次为伤病的官兵救死扶伤,运送伤病员的火车一到开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接到通知,她们立刻出发救治伤员。
       她在中国办孤儿院,收留被遗弃和无家可归的儿童。 她办诊所,为穷困无钱的穷人治病。“她收纳贫苦,发挥美德,主持正义,坚忍不拔,她帮助无数中国女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不屈不挠的勇气、工作热忱与牺牲精神,在她死后被许多人称颂,被她的学生记录。
       正是由于盖夏嬷嬷的人格魅力与榜样作用,王佩英在盖夏嬷嬷的劝说下,开始接触天主教,成为慕道友。修女们在慕道友领洗前,要花很多时间教导她们天主教教理,要给她们讲解《圣经》新约教义。
       成为教友后,像王佩英这样的学生从全年的各种庆典与宗教活动中学到了许多关于信仰的事情,她们每周要到教堂进行一次弥撒,在放假前和开学后有年度避静活动,专门花一些时间学习《圣经》。避静期间学生可以向修女提问、咨询有关宗教的一切问题,修女会解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王佩英在1932到1934年的两年间,作为慕道友和教友,与盖夏嬷嬷有过许多次直接的接触,受到过她多次的指导和教导。
       在这两年的宗教教义学习中,盖夏嬷嬷对教友学生更是严格要求:要诚实、不说谎,不能作恶,要仁爱,要勇敢,要坚持正义。因为盖夏嬷嬷所属的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遵守的信仰传统就是:爱、怜悯、正义!保守正义(公正的道理),追求真理(寻求事情的真相与事实),正是王佩英在学校“避静”学习《圣经》教义时的必修内容。
       王佩英在“开封圣心耶稣堂”曾多少次对着耶稣基督保证: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这就是她做人的原则和道德律令。她后来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好教徒的行为,她并不是疯子。
       盖夏嬷嬷从属的天主教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承认《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信奉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她们经常去做礼拜的“开封耶稣圣心堂教堂”供奉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教导信徒要:仁爱、良善、怜悯、宽恕、感恩、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节制、奉献、正义。 对于寻求安慰、帮助、怜悯与爱的王佩英来说,她愿意信仰慈爱、善良的盖夏嬷嬷信仰的宗教——天主教,于是,入学一年后的1933年,王佩英皈依天主教,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而且她一旦信就是真信。
       书写至此,不知读者朋友们,是否能相信王佩英“文革”前后反抗独裁专制的行为,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疯子的行为?!
 

 
       有朋友说,王佩英的最大特点是单纯和执着。
       王佩英天生的单纯与美好,经过入教前与入教后的学习与加固,变得更加慈善与纯粹。她天生正直、耿直,经过信仰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以后,变得更加坚定和执着,不是教徒的人,很难理解一个教徒的思想与情感,因为彼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生活中,她勤劳、吃苦、俭朴、忍耐、谦和。 作为孤儿的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但父母给她留下四十多亩地,四十多间房,生活充裕、衣食无忧。有远亲窥视她的财产,小小的她勇敢、坚决地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从来不是一个弱者、胆怯者。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认识了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律师张以成,并产生感情,结为夫妇,她从静宜女中休学。
       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后,开始六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张以成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王佩英和张以成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回到开封,其后张以成加入地下党,为地下党工作六七年,他们仍然过着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
       在婚后的这十五年中,王佩英在穷困与忙碌(忙孩子和为地下党放哨,担心丈夫的安危)中度过,她非但从没有埋怨过丈夫,还艰苦勤俭操持家务,孝敬婆婆,友善对待张以成家的各种亲戚。 这就像她的校友郭晋秀说的:结了婚努力想办法彼此适应,绝不萌生离异之念,这也是许多基督教徒对待婚姻的态度。
       工作上,她认真、努力、奉献,工作不管多苦多累,她都任劳任怨。在郑州邮局,她是劳模、先进,得到领导与群众的一致肯定与信任,掌管公章与资料。
       后来到了北京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被安排到幼儿园工作,她也是尽心尽力,毫不懈怠,同样是模范、先进。
       1959年,在幼儿园,无意中烫伤小孩一点点皮肤,平时对她看不惯(由于她平时工作太认真负责,对那些偷奸耍滑的人看不惯,不免不小心会得罪一些小人)的人,纠缠她的出身,说她是“地主丫头”,她被调到职工宿舍当清洁工,她也没有争辩,继续安心工作,把她管辖的范围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也符合她教徒忍耐的精神。
       她本来个性很强,性格耿直,如果是普通人,为自己的清白争辩一番本人之常情,但她自始至终采取忍耐的态度,说明她在有关个人利益上不屑一争,这正充分证明她心灵的高贵。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像王佩英这样的人,他们桀骜不驯、冰清玉洁,对于个人恩怨和不白之冤常能忍耐,但真遇到公义和大是大非的问题,却会死磕到底。
       对于49年之后的极左思潮和到处充斥的阶级斗争,对于对有产者的没收、改造、摧残与仇视,让她这个有产阶级者心有余悸。49年后,有关她的田产,档案资料说她卖了自己享受了,但她的大孩子说是交给国家了,总之有产成了原罪,此后遭到不断的纠缠。
       49年后,她积极投身社会劳动,参加了郑州邮局的工作。由于她的工作认真努力,在大环境的促使下,在领导与同事们的鼓励下,她也写了入党申请,但一年考验期过后,她没有顺利入党。
       延期转正的原因是:“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组织意见是:“斗争性不强”。“斗争性不强”,这说明由于她教徒的仁爱、怜悯,她不像那些出生贫雇农的积极分子那样给人上纲上线、无情残酷、置人死地,在斗人的时候,她不说谎话,实事求是。
       而“表现虚荣,爱面子”,很可能是指她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让那些出身穷苦三代红的干部群众,看不惯她的许多文明的生活习惯。
       而“接受意见不虚心”,正说明她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人云亦云。 档案里的这几句话,分明看出她的思想与极左思想的格格不入,这就是她思想的基调,这种思想基调决定了她1963年之后的反思与反抗。也说明了她说真话、绝不说谎话的品格是一贯的,她从没有改变过。
       虽然她1951年还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只要党做的事情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就不再认同这个党,这就是她1965年坚决退党的原因。不了解她的人或许只认为她是普通的正直与执拗,其实是她一直有自己的价值体系、道德律令和判断标准。
 

 
       1960年11月,王佩英的丈夫去世,她的生活突然陷入困顿,她必须靠当卖贵重物品和替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这时她变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但生活的艰苦从来打不败她这个意志坚强的人。
       1961年,三年饥荒的恶果与农村经济的危机已经显现,同事之间互相传说饿死人的事情,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而且她还知道饿死人的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最高领袖仍然说成绩与不足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刘少奇在1961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公开、断然地说:“这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还不止如此。”自此刘、毛的矛盾激化。
       百姓疾苦和不同的领导人对此的态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传播,王佩英也知道了。出于朴素的感情和事实的判断,她坚决地站在实事求是为百姓疾苦着想的刘少奇一边,而对不关心百姓疾苦,不能实事求是的另一边,则表现出坚决的反对立场。
       王佩英能在世人皆个人崇拜的全国狂潮中,在现实世界非常残酷,一不小心就卷入政治绞肉机的大背景下,能独自保持反叛者的姿态,这需要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绝对的清醒。面对强权,世俗的逻辑是:“千万不要惹事。”基督信仰的逻辑是:“要追求公义。”
       在一个连高层领导人都不敢随便说话的特殊时期,王佩英却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的不同看法,这如果不是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真不是一般的正直、勇敢所能做到的。
        因为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超常勇敢的心,因为你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站在国家机器的对立面,只靠你的坚强性格和朴素的感情还不足以构成你的力量。
       当她认为饿死人就是最高领袖最大的恶,认为这是要写到书上的罪,当她看到对于这么大的罪最高领袖毫无悔改之意时,她坚决指出最高领袖应该引咎辞职。
       当她1965年退党并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要安然度过被改造和教育的近一千个日日夜夜,如果不是有信仰的支持,和孩子们分离的孤独漫长的无数个黑夜,这不是靠一般的意志能坚持下来的,毕竟外面有7个需要自己照顾的孩子,只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使她坚定地做到这一切。
       虽然王佩英用鸡蛋碰石头的行为让世俗社会的人认为她一定是疯了,虽然不信教的世俗社会的人认为她呼喊那些与当时人相反的口号就是疯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拿不出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她疯了。相反,“难友”们回忆,在没有造反派逼迫她认罪的日常生活中,她是一个文静的人,相当安静,始终保持着在学校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干净整洁,讲究卫生,待人礼貌,从不高声说话,与人友善。
       世俗世界的许多人不能相信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能做到为正义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不能相信王佩英这样的小人物会在没有疯的情况下,能誓死坚持真理。 但就是王佩英这样纯洁、正直、性格刚烈、有宗教信仰的女子,表现出了比刘少奇等被打倒的高级干部更坚决的反抗姿态。
       她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们,去回龙观精神病院前,她对每个孩子都做了安排:老大、老二已经工作,不要去看她,免得失去工作,那样全家人就饿死了。 老三大中是没有工作的孩子中最大的,每个月去探望母亲。 她对老四的交代是兄弟姐妹要团结,她专门将小女儿叫出来吩咐她:“如果将来妈妈不在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这像疯了的人吗?她没有疯,有时如果女人刚强起来,没有什么能阻挡她们。
       1965年,她去西单和中组部所在地--灵境胡同散发传单,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不明智之举,不仅无济于事,还会给她及家人带来灾难。但她想的却是:为了阻止罪恶的继续,如果不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更大了,她做这一切的目的是减少和挽回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如同她退党申请书上写的:为了六亿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们一般人总会质疑这些勇敢者的作为,认为这就是疯狂的举动,可是我们也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几个勇敢者的,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坐牢、掉头的危险为国家、民族、百姓鼓与呼,不要以为我们贪生怕死,世界上就不存在勇敢者。
       他们就是要在强权面前挡一挡,就是不能让强权横行。对于强权,她(他)是鸡蛋,可是鸡蛋也能孵出新生命。他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孤独者,王佩英后来在单位没有人敢和她说话。
       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她就在精神病院坚持自己的真理;把她押回单位的“牛棚”批判,让她承认错误,她就在“牛棚”反抗;威胁她坐牢,她说:她愿把牢坐穿;威胁她说再不认错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她哭了,哭的非常伤心,因为她爱她的儿女,她是世界上最爱孩子的母亲,还记得她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唯一的女儿时的高兴吗?她抱着女儿到处对人说:“这下可可了我的心了。”但她一抹眼泪,还是说:“刘少奇不是叛徒,他没有错。”
       坚持真理并不容易,不仅要受皮肉之苦,还要经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勇者,剩余的人会在利益与生死面前衡量得失因而屈服。 这才更显出勇者的可贵与少见。
       我们以世俗的自保价值判断是非,所以我们屈服、求饶。我们不能理解那些为了正义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的人,因为没有同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后来张家大嫂说:“为了这些孩子们,说点违心话,怎么就不可以呢?”这是一般世俗的价值判断。
       她被捕以后,公安对她的“反动言论”进行调查,好几个人被调查并揭发了她,但没有一个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只是说她胆大或说她胡说。暴天成说她:“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
       同事回忆说:“那个年代只有她讲善恶和良心,这才是她勇敢的关键,她有她的道德律令,大多数人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为了自保,可以做一切可耻的事。”
       她的这些举动,一般人当然认为她是疯了,王学联也说她这是往死里整。但所有人都不理解王佩英,对她来说,当她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与罪恶同流合污。她退党,因为她不愿意与一个罪人——她自己——共存,退党了,她就是她,你们就是你们,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
       王佩英被单位接回“牛棚”接受“群众专政”。至此,王佩英仍不改变自己的观点,造反派要她交代“罪行”认错,她不仅不低头认错,还变本加厉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 造反派当然要对她进行毒打、饿饭,因为她反抗强烈,造反派还把她的手长期捆绑在后,即使上厕所也不松开。
       她不仅不能说不该说的话,她还要说该说的话,这就是明明要被毒打,还要坚持说出自己观点的原因。
       难友回忆:每次被毒打,她都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支持,已经被折磨的脸色蜡黄、瘦弱不堪的她,怎么可能会这样铮铮铁骨?
       一个人如果看见罪恶的发生仍然无动于衷,这人便是参与犯罪——丘吉尔。
       对她来说:如果我看到作孽和罪恶不大声说出来,就如同参与犯罪。于是王佩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那些审讯她的人一面痛恨着她,一面奇怪她的坚强不屈,问她:“你不怕坐牢吗?”
       她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
       又问她:“你不怕死吗?”
       她说:“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1968年11月29日,她被判刑,关进半步桥监狱。
       1969年的后半年,王佩英被拉到北京市各区游斗,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真厉害,她不仅从不低头认罪,而且跟批斗她的人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当然又是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但她就是要与他们对着干。她这“反革命气焰嚣张”的人,当然不容再留在这个世界上。
       1970年1月27日,刘少奇遇害后两个多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王佩英等“现行反革命”的“公审”大会,王佩英的孩子们知道后还商量,觉得母亲只是因言获罪,并没有实际的杀人放火,应该不至于判死刑吧,但残酷的现实是: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上,王佩英依然顽强地反抗,她想喊口号,但一根细绳深深地勒进她脖子的肉里,她还没有到达卢沟桥刑场,就在押往刑场的车上被勒死了。 尸骨至今也不知道抛洒在哪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纪念王佩英女士遇难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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